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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的《庄子今注今译》最早于一九七四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北京中华书局于一九八三年以繁体字再度印行。一九七九年以后我旅居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数年间，对我注译
的老、庄两书分别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继续交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一九八四年我由美赴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在北大讲课的十二年间，对文本有不少新的体认，还参考了曹础基先生等有关《庄子》注释的著作，对拙著进行修改润饰，一九九五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重排发行，二○○七年北京商务印书馆以简体字排版印行。如今，北京中华书局以台湾商务印书馆本为基础，吸收了北京商务简体字本的新修订内容，再与中华原版复校，改正了原版的一些排印错误，全书增删异动之处约一百多条，责任编辑朱立峰先生还为本书新编了索引。中华书局这次繁体字的重排本，是我自己最为满意的一个修订本。
二
本书问世之初，为应合出版社之序列计划，故一概以“今注今译”作为书名。我在进行注译工作时，虽然处处用心在理解文本的原意，但在我运思下笔之际，总不免留着时代学术气氛和个人思考与情怀的烙印。因此，本书的今注今译，也可视为我对《庄子》所进行的一种现代人的“诠释”工作。
像我这样的一代人，所思所想的，很难从我生存的文化传统中切割开来，也很难从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中抽离出去。我的中青年时期，正处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中。蒋氏政权以戒严时期为借口而颁布“惩治叛乱条例”的恶法，该条例第七条为：“以图书、文字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由于该项条例的实施，我目击了数不清的爱国人士、作家、知识分子被逮捕，我的老师也受到过有形与无形的政治迫害。可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媒体，却依然宣称我们是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安定地区。这史称“白色恐怖”的专制政体正是在美军的协防下，在中央情报局的技术支持下，展开地毯式的清除行动，岛内异己遂成为瓮中之鳖。这情境，令我难以忘怀。而正是在这种情境之中，我接触了尼采、庄子，乃藉由他们的论述而发出微弱的自由呼声。
尼采说：“一切作品中，我只爱作者用他的心血写成的书（write with blood），你能体会到，心血就是精神。”我们无论读尼采或读庄子的著作，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庄子·逍遥游》最后一句话：“安所困苦哉！”从这弦外之音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所谓“逍遥”，实际上却有一种愤激之情在他生命的底层中波涛汹涌地激荡着。总之，在那“非常时期”的年代里，我藉尼采和庄子所发出的自由呼声，是有痛切的血肉体会的。
三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的思想出现了一大转折。我在千辛万难中获准到美国探亲，那个时期保钓运动正在各大校园热烈地展开，留学生的爱国热忱感染着我。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园内，观看留学生放映的纪录片，我头一回看到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实况录影，战乱的景象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连，也唤醒我脑海中的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页的史实。鸦片战争之后，不只一个国家侵略我们、欺凌我们，这一道道历史伤痕，将我对自由民主的理念和民族意识作了实质的联系。这时我读《庄子》思乡情怀的声音：“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越之流人……去国……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在我心中就泛起了一层新的时代意义。
同年秋天，我回台湾大学任教，留学生所兴起的反帝民族主义思潮似乎也随着我的返回校园而在师生的言谈间渐渐口耳相传开来，由是引发了台大校园内首次的统独论战。在一场年底举办的“民族主义座谈会”上，我的言论引起了台湾当局的高度敏感，台湾当局为了进一步压制校园内的保卫钓鱼岛运动，遂指使特务机关利用寒假时机逮捕了参与反帝爱国运动的保钓人士。这个事件成为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导火线，在此事件中共有十三位年轻的教师被先后解聘。之后我被“安全”单位设定为殷海光老师过世后的首要目标，因而不被容许在台湾任何大学上课或演讲。这时只好记取着庄子的告示： | 
发表于 2009-10-11 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