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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21日
内地学者评说“史语所集刊”
王洪波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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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史语所集刊”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在中国人文学界的地位是公认的。它连续出版了80余年，在中国现代学术期刊中极为少见。它被收入国际上权威的A＆HCI（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
论文索引），表明它得到了国际学界的认可———据我了解，内地还没有任何期刊被A＆HCI所收录。
在我看来，“史语所集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傅斯年在《集刊》创刊号开宗明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提出“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后来，《集刊》忠实贯彻了傅斯年重视史料、强调科学方法的理念，因此，80余年来，《集刊》重视实证的传统是一以贯之的，上面刊登的基本上都是扎实的文章，而很少空头文章。第二，傅斯年虽然很强调重视史料，但绝不是主张回到乾嘉去，做那种不带有问题意识的纯粹考据。他很重视新材料、新问题、新方法，因此，看这80年的《集刊》，你可以发现，其中很多文章是超越于乾嘉诸老的，提出了新的问题，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传统人文学术从旧到新的变化。第三，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这句话大堪玩味。从中我们看出，傅斯年有强烈的与外人争胜的民族主义感情，他不能容忍东方学研究的中心在法国、在日本，他期望中国夺回东方学的正统地位，并在世界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集刊》一定程度上是寄托了傅斯年这一愿望的。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成功的学术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短命的清华国学院，一个是长命的史语所，而史语所的成功，《集刊》贡献良多。
“史语所集刊”也不可能是完美的，无论1949之前，还是今天，都有一些批评的声音。80余年来，它也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1949之前，《集刊》中古史的研究是很强的，但现在中古史的文章已经非常少了，毕竟，台湾和内地隔绝已久，台湾学者很难接触到新的材料。但《集刊》的文风是有延续性的，它也一直坚持非常严格的审稿，这些方面，值得内地学习借鉴。
《集刊》让年轻学者连篇累牍发文章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1928~1949年这一个阶段，“史语所集刊”确实代表了中国人文学界的主流和最高水平。那时，学术界整体上比较活跃，期刊不少，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都办有自己的学报，但这些期刊都有强烈的派别意识，在整体水准上无法与“史语所集刊”相抗衡。那时的《集刊》办刊方面很有气魄，经常有一个作者在一期上发多篇文章的情况，甚至有时是一个作者“包圆儿”，这在今天不可想象。一个学者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就应该让他连篇累牍地发文章，这样才有利于出人才。在1949年以后，“史语所集刊”只能说代表了台湾人文学术的主流。早期的时候，《集刊》只发所内学者的文章，到后来才向所外开放，近年则是面向全世界，除了台湾学者的文章外，来自内地以及国际上的稿件也不少。
中华书局这次以影印的方式出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意义非常大。1949年以后，《集刊》移师台湾，内地就很难见到了，内地各大图书馆甚至搜罗不到一套完整的《集刊》。上世纪80年代，中华书局影印出版了1949年以前的《集刊》，这次又将1949年以后的《集刊》收入进去，为内地学者、学生使用《集刊》提供了方便。
记得1984年我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留学，研究院图书馆里有全套的《集刊》，我就整个浏览了一遍。更幸运的是，他们收藏的《集刊》不止一套，复本允许我拿走，这样，我回国时就“白拿”了很多本《集刊》。他们那里还有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三民主义研究所等各种杂志，也有复本，一般的刊物，我只取其中有价值的文章，而《集刊》多数文章都很好，我就整本整本地带了回来。
现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有几个优点：一是收文很全；二是采取原样影印的方式，没有任何改动；三是它是分类编辑的，不同学科的学者查起来很方便，也便于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观照。“史语所集刊”的大多数文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很多文章，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学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像陈寅恪、岑仲勉、王叔珉等人的很多文章都已结集出版，但如果引用的话，最可靠的还是以原刊杂志为准。其实国外很多学者的论文集，都是按论文最初发表时的样子影印的，保留了原来杂志的页码。
两岸学术应取长补短
■李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最早接触“史语所集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里每周有一天时间开会学习，开会是在资料室。资料室里就有最新的“史语所集刊”，我常常在开会时翻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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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9 2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