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6日,记者与董玮先生在对赵家泉遗址的文化层用洛阳铲进行勘探时,在牟国故城原北城墙处一断壁上发现一古代灶坑,根据其出土器物和地层关系,该灶坑应为商代晚期灶坑,被叠压于一夯土层(牟国城墙)下。这一商代灶坑的发现,首次从地层上论证了牟国城墙的相对年代,既晚于商代相承的西周,从而进一步论证了牟子国城的始建年代为西周。
——题记
洛阳铲与考古勘探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洛阳铲,并且在口口相传中将其覆盖上了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的确,洛阳铲来源于洛阳盗墓者的发明,由于洛阳“凡卧牛之地,必有古墓”,所以明代中叶流行于洛阳的一种专门探测古墓的凹形探铲就产生了。这个铲子到底什么个样子?其为一半圆柱形的铁铲,一端有柄,可以接木柄或白蜡杆。使用时垂直向下戳击地面,利用半圆柱形的铲可以将地下的泥土带出,根据地下土层寻找墓葬的标志熟土(五花土)。
而非常具有黑色幽默的是,后来这个盗墓者发明的洛阳铲因其快捷方便而被现代考古学所引用,成为了考古勘探中最重要的工具。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在中国著名的殷墟、偃师商城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洛阳成为重点建设城市。工厂选址常遇到古墓,以机器钻探取样,费时费工,于是工程施工人员就利用这种凹形探铲,准确地探测出千余座古墓。之后这种凹形探铲推广到全国,并很快传到东欧和亚非各国,洛阳铲从此驰名中外。
如今,学会使用洛阳铲来辨别土质,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记者想说明的一点就是,洛阳铲从盗墓工具到考古勘探工具的转变,尽管在使用方法上看不出区别,但是二者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考古学者是运用了地层学(上期稿中记者曾写道:地层学和类型学是考古学最重要的基础研究方法,而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最重要的就是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方法来使用洛阳铲——即根据探测到的土层的变化分辨出耕土层、文化层和生土层,进而分辨出文化层的层位与内涵。因其运用了纯粹考古学的学科方法,所以,洛洛阳铲从盗墓者手中到了考古学者手中,看似未变中性质却发生了质变——盗墓者发明洛阳铲的初衷仅为探测墓葬,而考古学者手中的洛阳铲是为了掌握和熟悉一个遗址的文化层厚度和面貌。
11月16日上午,为了进一步弄清赵家泉遗址地下文化层的具体状况,记者与董玮先生用洛阳铲对赵家泉遗址的北部部分进行了实地勘探,现将勘探的结果汇报如下。遗址的最北部分,即现在赵家泉村北约200米处的高台地,现存的土墙并非城墙,但在现在土墙的一些部位发现了夯筑土层,应为当时城墙残留的底部。根据采访当地老乡的情况证实了勘探的结果——老乡说当时的城墙(老乡口中的城墙应为牟城寨城墙,其范围与牟国城墙大略一致),是在现在的高台地上起来的,要比现在的高台地高多了。根据勘探结果,结合断壁剖面,可以清晰地发现该土墙为遗址的文化层,其具体时代为商周时期(因为该层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陶器)。本期要写的商代灶坑就出于该土墙中段离土墙高台地下约1.5米深的地方。以最北边的城墙为基准,往南约20米,该处土层勘探的结果是:25厘米的黑褐疏松土下面叠压着20厘米的沙层,半米以下,就是板结红褐黏土,里面夹杂着大量的暗褐色土块与汉代的陶片,距离地面一米以下发现商周的陶片,土层也随之变成黑褐黏土。此处文化层深约1.5米。最北边的城墙往南约40米的地方,缺省沙层,而且一米以内未见文化层。这个勘探结果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赵家泉遗址历史上辛庄河(汶河支流,或叫汶河)的河岸(包括洪水期)在离城墙往南20-40米的范围内。
当然,对赵家泉遗址地下文化层的勘探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