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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大学的日子
作者：许倬云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先生的太太替我们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100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 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立，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在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十一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余外就是英文不错，可是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洲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鋐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对台湾古典诗词教育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对我说：“你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在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 | 
发表于 2009-12-15 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