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聞
《東亞資料學的可能性——以理解古代東亞史爲中心》，2009年10月由韓國成均館大學出版部出版。該書是2008年8月28～29日由成均館大學东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辦的“東亞資料學可能性的探索——以出土資料为中心”國際學術研讨會論文的結集，由權仁瀚、金慶浩、李承律教授編輯。該書中文版擬于今年10月出版。
承金慶浩教授美意，茲將《序言》和《目錄》中文本揭載如次，請簡帛網讀者朋友分享。
序言
本書收集了在2008年8月28、29日東亞資料學研究會主辦的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人文韓國事業團主題爲“東亞資料學之可能性摸索——以出土資料爲中心”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發表的論文，予以出版發行。
韓中日三國及臺灣地區的12位出土文獻方面的著名學者和12位討論者參加了本次學術會議，圍繞上述主題作了精彩的演講和極具深度的討論。中國的陳偉教授（武漢大學）、李均明教授(清華大學)、陳松長教授（湖南大學），臺灣的季旭昇教授（玄奘大學），日本的犬飼隆教授（愛知縣立大學）、平川南教授（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谷中信一教授(日本女子大學)、藤田勝久教授（愛媛大學），韓國的李熔賢教授（韓國國立夫餘博物館）以及本書3位韓國編者出席了本次學術會議幷發表了各自的論文。特別的是，出席本次會議的外國學者不僅在古文字、音韵、歷史、哲學思想等方面有著突出的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也十分活躍。在此衷心地感謝與會外國學者抽出寶貴的時間參加本會幷發表高見。
本次學術會議的問題意識和目標如下：對于東亞文化的研究向來以文獻資料（傳世文獻）爲中心展開的，但自從20世紀以來韓中日三國出土了許多資料，對其重要性的認識也隨之逐步深化，因此以出土資料爲中心進行研究也很普遍了。
而說起過往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領域，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都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說研究是在各地區各領域內分別獨立展開的，而我們也不曾確立一個以文化整體爲對象的綜合性的“資料學”研究方法論。
儘管近三十年來韓國發現的簡牘在數量上還少于中國和日本，但爲瞭解資料十分匱乏的所謂韓國古代及其社會相提供了重要綫索。特別是在韓國出土的資料的成書期介于中國和日本之間，可以說這爲以出土資料爲媒介跨學科地研究先秦至公元8世紀東亞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時機。
另外，通過創建新的研究方法論，廣泛活用資料，加深了對東亞文化的理解。但是，在韓國（乃至在整個世界範圍內），以出土文獻爲中心的“資料學”研究領域還未完全成形，因此我們還需對此進行深度討論。
此次會議提出了“資料學”的對象、意義、研究方法論、問題點以及它是否具有正確理解古代東亞文化的媒介的作用等問題，幷在古代文學、語言、歷史及哲學思想等領域裏做跨學科的整體性研究，以此來探索“資料學”的可能性，進一步探討出土資料在“資料學”這一更大的領域裏的本質意義，這就是本次會議的最終目的。
爲便于理解，在此簡單介紹一下人文韓國事業和東亞資料學研究會。首先，人文韓國事業（Humanities Korea Project）是從2007年開始由原韓國學術振興財團(2009年起幷入韓國研究財團統合運營)提供財政支持的項目，它的目標是確立以研究所和研究團爲核心的研究體系，培養研究主體，强化研究功能，幷對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予以長期支援。2007年東亞學術院參與到此項目中，幷以“疏通和擴散——以東亞研究創新韓國人文”爲精神，以構建具有世界水準的作爲東亞研究據點的核心研究中心（HUB）爲目標。現已進行到第一階段第三個年頭。
本研究會爲了有效地體系化地實施上述研究計劃，正在組織和運作跨學科的教育研究活動的統合體系，即機關研究的執行主體研究單位（Research Cluster）。東亞資料學研究會正是其中一員，它成立于2008年3月。作爲此研究會的下級組織，楚簡輪讀會主管幷組織每月數次的資料輪讀、邀請國內外碩學進行講演或召開學術會議、叢書刊行等研究活動和事業。
作爲研究會名稱使用的“資料學”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是個比較生疏的概念。只比較韓中日三國的情况，韓國和中國至今也幾乎不使用資料學這一概念，只有在日本從90年代前中期開始，主要從民俗學、歷史學、文獻學等學科的立場上，使用“文獻資料學”、“歷史民俗資料學”、“中世資料學”、“人文資料學”等用語。2001年日本愛媛大學設立了“資料學研究會”，從“信息傳達”的角度研究出土資料，幷據此探究古代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古代社會的特點。
如果想要總體客觀地研究東亞社會和文化，必須要對“資料”有深刻的認識，意識到這一點，本研究會導入了“資料學”這一概念。那麽資料學和文獻學（philology）有何差异呢？在學術上定義“資料學”還爲時尚早，它仍處于
发表于 2010-5-1 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