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开场语
中华历史文化,源流有自,非图以臆断妄说,自谓悠久。近世考古发掘,每见器物文字,虽历尽千百年,亦可辨认识读,或补史实传递之缺;或纠前人著述之误,足证吾国文脉未绝,流传有绪。
光明讲坛今
刊张德芳教授演讲《西北汉简一百年》,两汉风云故事、山河人物,如在眼前,从中不难神会古人,领略民族发展之沧桑。
▲标题书法:西北汉简一百年。其中“西”、“汉”集自《居延汉简》,“北”、“一”、“年”集自《武威汉简》,“简”、“百”集自《银雀山汉简》
演讲人:张德芳 演讲地点:甘肃省图书馆“周末名家讲坛”
张德芳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兼考古所副所长。主要研究简牍学和西北地方历史考古。论著有《中国简牍集成》第9-12辑、《敦煌悬泉汉简释粹》、《悬泉汉简研究》等。
◎小启
《光明讲坛》6月3日刊登何炳棣先生演讲的《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全文纸质版,发送已尽,读者如有需要,可从光明网刊载此文的文末下载。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世界各文明古国就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字传承和文明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埃及人用纸草,两河流域用泥版,印度人用贝叶,中国人则用竹木简牍。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甲骨文、金文,前者用于王室的占卜,后者则主要镌刻在铜器上。而简牍文书,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重要发现,但年湮代久,未曾把实物保存下来。直到上个世纪初,随着楼兰、尼雅汉晋文书和敦煌汉塞简牍文书的发现,才使我们对竹木简牍的形制、规格、样式和文字内容有了直观的了解。
一个世纪以来,包括北京、内蒙、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广西、广东、山东、江苏、江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在内的17个省、区、市都曾发现了不同时代的简牍和帛书。上海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岳麓书院和浙江大学等文博部门和大专院校还有数量不等的收藏,其总数超过26万件。简上书写的文字除汉文外,还有佉卢文、婆罗迷文、粟特文和后来的吐蕃文等等。简牍内容除了100多部典籍文献外还有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名称分别为楚简、秦简、汉简、吴简、晋简等等以及前述各时代的出土帛书。
西北地区地处祖国边疆,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在甘肃、新疆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
两千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简牍的使用年代在古书里很早就有记载。《尚书·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中的“册”就是简牍用两道编绳联起来的形式,而“典”则是双手奉册之形。殷革夏命,是在公元前17世纪。如果这个记载不误,那么早在公元前17世纪,竹木简牍就已作为文字的载体进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这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上世纪初在楼兰、尼雅出土的魏晋文书中,除了木简外,还有大量纸文书。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一现象说明纸张和木简正处在相互交替的过程之中,后者已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如此看来,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4世纪的2000多年间,是简牍时代。2000年间,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继承弘扬,是竹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
当然,甲骨、缣帛、金、石、玉、砖、瓦、陶、玺印、封泥、钱币等等,也都附着了大量文字信息,但它们一般都用于一些特殊的场合。只有简牍,才兼具取材方便、制作简易、书写适宜、传递便捷、保存长久等特点,因而成为华夏民族找到的最适合的书写材料。
正如中国古代用于日常交往的文字不是写在甲骨铜器上,而是写在竹木简牍上一样,古埃及用于社会生活的文字也不是写在建筑物的墙壁上,而是写在纸草上。正是这种纸草和留存后世的遗迹遗物承载了几千年的埃及文明。纸莎草是尼罗河两岸的特有植物,剥了皮,切成木简一样宽窄的纤维,横摆一层、竖摆一层,强力挤压粘合,再浸泡去糖,然后从水里取出晒干,就可以用来写字。埃及人就地取材,找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