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振鹤
今年得到不少赠书,自己也买了许多书,许多来不及看,许多只能跳着读,许多只能翻翻。跳着读的书有许多,最重要的有两种
:一是《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煌煌九大卷,外加一卷年表及索引;另一是范岱克(Paul A .VanDyke)所著
的《广州、澳门的商人》(Merch an ts of C an ton an dM acao,香港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全书文字500多页,
外加近100页的彩色图版。这里只谈谈《夏鼐日记》。
夏鼐先生是真正泰斗级的人物。现在各种褒词都被用光,以至“大师”很可能成为骂人的话,“泰斗”也已经褪色,因为
已经有太多“泰斗”了,引不起佩服之感,更不要说五体投地了。但夏鼐先生一直是令我们十分起敬的真正大师。一般人只认
为他是考古界领袖人物,不知道他历史方面极是当行,他曾跟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书信来往讨论七洲洋的问题,那真是历史地
理方面的专门了。谭师一直与夏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像是专门用来描写他们的关系的。有一
次,谭师拿着一张写着密密麻麻小字的小纸片(比拆开了的香烟盒子还略小)给我看,说这是夏先生的来信,信中说谭先生某
次笔谈是“满门抄斩,只留一人”。因为谭师曾经评论“文化大革命”中的学术研究只有考古文物方面在继续,其余都中断了。
我当时看着信觉得好生不解,何以夏先生这么古怪,考古所就没有正式信笺,非写在小纸片上?后来一想,这或许正是夏先生
性格的一种体现。这次翻阅《夏鼐日记》,发现他给谭师写信都有记载,此信当亦在其中。感谢出版社编辑所做的工作,年表
的编制与人名索引的编制使读者查阅相关资料极为方便,否则数百万字大海中何处去捞你所需要的那颗针?
我翻了一下索引,日记中提到谭师的地方不少,在考古文物界以外,算是较多的。但大多数地方只简单地提及见面、交谈、
共餐而已。只有首尾有两处稍详,值得注意。一是夏鼐先生短暂受聘于浙江大学之1949年下半年,他与谭师大概是初订交。在
第二次会面,即10月16日(星期日)一起晚餐后,夏先生记道:“谭君嘉兴人,谓嘉、湖、松、苏代表烂熟之江南文化,食
冬□米(较白米更精制,煮成饭有类锅巴),打‘同棋’(以牙牌21花样,每样4张,打法类麻将,而讲求技术,非专靠运气)
,唱曲子,为其特征。杭州、常州皆在此文化圈外。”这个记载十分重要,因为说的正是谭师在文化地理方面的一个重要观点。
对于“同棋”,谭师也跟我提起过,说是打出去放到池子里的牌还可以收回,与麻将全然不同,可惜这一智力游戏现在恐怕是
无人知晓了。
末尾的一次是夏先生去世的前半年多,也是他日记中提到谭师倒数的第三次:“(1984年)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赴所,
遇及王仲殊同志,将《吴晗纪念文集》中谭其骧同志一文给他看,并且说谭的文中‘清华历史系中有吴晗、夏鼐两个最出色的
学生,那是传遍了燕京历史系的’。实际上是我的纪念吴晗文中说的王庸先生两位得意门生中一位便是吴晗,另一位我不点名,
读者自然知道是老谭。这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还要加上利息,公开点名。我要写信向他抗议!”可见夏鼐先生对于谭先生
的嘉许是很在意也很得意的。夏鼐日记中提到前辈一律称先生,同辈则前称君,后称同志,后辈也称同志,中规中矩,一丝不苟。
此处是唯一称“老谭”处,乃真情之流露也。
夏鼐先生一生清廉正直,身为考古学家,据说他从不收藏古物,以显公私分明。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是公正廉平,坚持自己的
见解,不和稀泥。我特别注意到日记中关于1981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会第一次会议的记载。当时是解放以来我国首次
实行学位制度的准备,极其郑重。我们也是在这一次会议之后才得到第一批攻读博士学位的机遇。日记载:“7月28日,星期二。
……社会科学院送来初审通过的已报过硕士研究生导师的25名(社会科学院提出25人:侯外庐、尹达、黎澍、李新、夏鼐、
冯至、蔡仪、唐弢、吴世昌、吕叔湘、李荣、傅懋勣、费孝通、于光远、许涤新、薛慕桥、严中平、任继愈、杜任之……),
大家讨论后都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