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50年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本来我年幼的时候对文学很喜欢，所以当时考虑，将来是不是学隋唐史，但是自从听了张政烺先生课以后，完全改变了。我过去没有听过先秦史内容有那么精彩的，觉得我这辈子就学先秦史了，从那时到现在，一直也没动摇过。
我从1955年开始做张先生助教。张先生才智过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也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你问他一个材料，他可以知道在什么书里面，有的甚至在多少卷里面他都能记起。
一般搞文史的人，数理这方面比较差，可是张先生例外。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学时代，数学非常好，所以高中毕业以后，要考大学了，他准备考清华数学系。当时有一个人出来，使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许骏斋（许维遹）先生。因为他和许先生是同乡，山东荣城的，同时又是中学的同学，很要好的朋友，所以张先生要考大学报名的时候，许先生就自告奋勇，替他报了一个北大历史系。张先生一点儿都不知道，说连报名费都是许先生给他出的。正因为这样，从此他就一辈子从事文史工作了。张先生说，我们搞历史研究的，对天文这些东西比较害怕，因为不懂，张先生对这些比较熟悉，这是别人不具备的条件。
张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一生苦读，因为他没有什么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其它的都很少，除了我知道他喜欢看戏，这是他唯一的嗜好了。看京戏，甚至看地方戏，有时候他跟我推荐说浙江婺剧很好，因为这是中国一个比较老的剧种，后来昆剧也是通过婺剧出来的。
他跟我讲，他在中央研究院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抗战时期，白天也没事，但是你上班还得去上，所以他每天干什么呢？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书架旁边拿书看。别人看书是一本本看，一摞一摞地看，张先生一架子一架子地看，这两天看这一架，过两天看第二架，所以在李庄那几年他读了相当多的书，他后来的饱学，跟这个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他跟我讲，他看的书里面很多是丛书，里面什么内容都有，所以张先生的知识领域非常广阔。我们学校邓广铭先生以前就说，张先生是三教九流，什么都懂。确实是这样的，大家有不太懂的，比较冷僻的就找他问，他都能解答出来。
另外，他后来对宋史很熟悉，这跟他一架子一架子读书很有关系，他说那些丛书里面，关于宋人的笔记很多，所以他对宋人笔记很熟悉。
邓广铭还评价说，石头瓦块这些东西，到张先生手里都会变成学问，从破砖烂瓦里，他都能够研究出很多名堂来。比如说铜镜，当时张先生也很注意。西汉铜镜里面很多都有铭文，有时候是7个字一句的，例如头一句就说“汉有善铜出丹阳”，这就是一个七字句。张先生就根据这个说明中国古代本来是四言，后来是五言，到最后是七言出来了，到后来七言律诗就有了。他说这种俗文学就影响了中国整个诗词的文体。
当时张先生对学术学问的态度非常公开，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文章是天下之公器，不能随便垄断。
我们历史系有两个学生，一个是俞伟超，他根据张先生的观点展开写成一本书，就是关于东汉“僤”的。我还有一个同学在《光明日报》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中国七言诗起源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来自张先生的启发。张先生非常开明，对学生把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发表从不生气，因为这些年轻学生都是根据自己的琢磨研究再来发表的，认为不应该由自己来垄断。
我觉得张先生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就是他不仅精通上古的历史，他对后代历史也不生疏，也很熟，这是我们搞古代史的人很难做到的。我们看自己这段的书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看别的段的书，张先生做到了，所以我说张先生真的是博闻强记。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书读的太多。我们说中国各代历史彼此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中国古人也有这个传统，像清朝学者，有的都是读《史记》贯下来的，不是像我们现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不是你搞这段历史，他搞那段历史，它是通的。张先生是继承了清朝人的这个传统，讲历史都是通的。他讲课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话来，说这个在辽代怎么样，清朝是怎么样的，满洲人是怎么样的，可见他对其它史都非常熟。
发表于 2012-5-12 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