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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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

 

 

 

 

摘要

 

自郭沫若先生1932年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以来，西周金文断代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西周金文的断代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系列的专著和专论问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特别要判别王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所以，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中曾经提出：“我们应该把大量的资料全部摊开。从其内在联系，从有关文献记载，从出土地点，从器型、装饰、图案、文法、文字、书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去粗存精的做耐心的细致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器型、装饰、图案方面的类型学研究成果比较大，文字方面的类型学研究也有人在做。但是，文法方面的类型学研究却基本无人问津。笔者斗胆在金文文法方面试了一下水。在232例铭文中筛选出25例行用“对扬王休”铭文，16例王蔑历铭文，89例王册命铭文，经过归纳整理，分别得出3个类型表，然后再在理顺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得出了两份《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演变表》。

《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演变表》意义在于：文法方面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在当前见仁见智的情况之下，一举解决一些纷争日久的问题。如“安州六器”和“王在厈”诸器以及“吴盉”的年代问题。

关键词：西周　铜器　金文　断代

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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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金文断代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存在问题

西周金文的断代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汉代。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有古文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陈砖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之后宋代的金石学家虽也注意到依据铜器铭文所记年、月、月相、干支,参考传世文献，推断铜器铸成的年代，但也只是零零星星。

到了清代，尤其是清末，这方面的研究略有发展。除了据历法推算外，还多了一些其他的考证方法。例如根据传世文献考证推断年代，《成王鼎》铭有“成王尊”三字。清末方溶益(1935)《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云：“此为成王庙鼎。《左传·昭公四年》：‘康王有酆宫之朝。’服虔曰：‘成王庙所在也。’是此鼎为康王所作矣。”(《缀遗》四·一)又如根据文字构形推断年代，《大保鼎》铭有“太保铸”三字。《缀遗》云：“许印林明经定为燕召公之器，而以出山左为疑。今审其文字，亦有后人作以祀召康公者。此鼎独曰‘太保铸’，或为康公自作。保字从王作保,与《盂鼎》文武字同。”(《缀遗》四·二)因此推断《大保鼎》与《盂鼎》同时为康世之器。再如以列邦之大事为纪年。《旅鼎》铭有“惟公太保来伐反尸(夷)年”一语，《缀遗》云：“大保者，召公也。反读为叛。尸为古文夷字。”(《缀遗》四·二)古无年号，往往以列邦之大事为纪年，此是由大保召公伐叛夷之事推算出《旅鼎》为康王时器。由此可见，清代西周金文断代研究比起前人来，层面要广，方法也更多，但是，仍然没有形成系统。

第一个全面系统研究西周金文断代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完成于1931年的初版本《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1934年到1935年增订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中，第一次将所收西周金文和西周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断代，是一个划时代的创造，把金文研究引上了科学的道路。其贡献在于对西周铜器著录，按时代先后排列，开创了先进的体例，为其后的同类著作所沿用，并首先提出判定铜器铭文年代的科学方法一标准器断代法，从而使杂乱无序的西周金文具备了科学的史料价值。

郭沫若的断代首先关注的是有铭铜器。在《大系·序文》中指出：如《天亡篡》(郭作《大丰篡》)云“衣祀于王不(王)显考文王”，既然称“文王”为“考”，这显然是武王的口吻，由此可断定此为武王时器。又如《小盂鼎》云“用牲啻(禘)周王、口王、成王”，既然禘祭止于成王，则“当为康王时器”。然后“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在考释中，郭老又用“新旧史料”加以“合证”，“更就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这一观点，一直影响到现在。郭沫若又说“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这应该是其关于铜器的断代原则。郭沫若所说的《天亡篡》《小盂鼎》等，被称之为标准器。标准器之说也一直沿用至今。

其后首推陈梦家，其《西周铜器断代》堪称西周金文研究的代表作，遗稿本经考古所王世民、张长寿、陈公柔等整理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赵诚在《二十世纪金文研究述要》(2003)中评述说：“根据多年研究，学者们发现,有不少铜器只能考订其大致的时间，不能判断其必铸于那一位王，如果一定要按西周的每一位王归入，则有相当数量的铜器当被排除在外，于断代研究相当不利。陈氏有见于此，故设立了‘成、康铜器’一类……由此发展,学术界又有‘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等类的设立。陈梦家先生所设立的‘成、康铜器’一类确有创新之意。有了这种类别的设立，的确可以多收入一些铜器到断代研究中去，有益于研究的发展。”如：《殷周金文集成》共收入西周有铭铜器好几千件，《金文引得(殷商西周卷)》，也收入好几千件，均以“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期”之类别，分别逐一纳入，按这一类说法，不仅可以将诸多目前尚不能归于某一王世的有铭铜器暂时归于某一类，而且能激发研究者去探求暂时归于某一类的诸多有铭铜器究竟应归于某一王世，这样对断代研究十分有益。陈梦家的三期分法，为后来多数学者所承袭。陈梦家提出“成康铜器”这一类说法实属卓识。

值得注意的是，早、中、晚期的划分，所定各期与相应王世的关系有不同的意见，这里列出四种：1，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基本上采纳陈梦家的意见，西周早期：武王、成王、康王、昭王。西周中期：穆王、恭王、鼓王、孝王、夷王。西周晚期：厉王、宣王、幽王。2，董作宾《中国年历总谱》(《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四册)(1977)指出：“周代王年，应分为三阶段，第一，是周初王年，,即武王、成王、康王。第二，是昭王以下，至於共和。第三，是共和以后。"3，李学勤的《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1979)一文指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下限应划在孝夷之间。范围是穆、恭、懿、孝四王”。4，谢元震的《西周年代论》(1988)一文指出：武王到穆王为早期，恭王到夷王为中期，厉王到幽王为晚期。

以金文内容为主研究西周铜器断代的代表性学者是唐兰。唐兰有关这方面的论著较多，单篇论文后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1995)。专著有《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1986)。又有一专论《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1981)，该书提出了关于西周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的新体系。唐兰对断代的贡献在于把历史文献于断代结合，他提出的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在学术界影响很大，虽引起学术界多年讨论，但至今仍存在多种观点和看法，认识不一。

此外，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1987)，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著《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1999)，刘启益著《西周纪年》(2002)，彭裕商著《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2003)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的西周金文断代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人名系联断代。一直以来，许多学者都在利用金文中的人名来断代。其中以金文所载王名作为断代依据的，又称之为“标准器断代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也有它的局限性。首先，这样的铜器数量极少。其次，对于“王名”是“生称”还是“死谥”也一直存在争议。同时，随着出土的金文不断增多，在长期研究中，学者们慢慢认识到人名系联断代法的局限性还在于，由于不同的人可以使用同样的称呼。如果不注意区别，把不同时代的不同人误合为一，再层层联系其他铜器，就可能把许多时代相差较远的铜器看成约略同世，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如1983年至1986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一个家族的三座墓葬中均发掘出了爵称为“井叔”的铜器。

二，形制纹饰断代。郭沫若曾经大力倡导过这种断代方式，他说：“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今时如是，古亦如是。故花纹形式在决定器物之时代上占有极重要之位置，其可依据，有时过于铭文。在无铭文之器，则直当以二者这考订时代之唯一线索。”尽管青铜器之纹饰形制如此重要，但是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必须依据铜器铭文所提示的内容才能判定该形制与花纹的时代，并且只能是大略的。如：据《十五年趞曹鼎》铭文可以判定其为共王时的标准器，但是以其纹饰形制类似的铜器却不一定就是共王时器，它们既可能是穆王时器，也有可能是懿王，甚至于孝王时器。

三，书体行款断代。由字形的演变、字体的书风、行款的布置等当时行文惯例判断其年代，虽然也是断代方法中重要的着眼点，但其也是只能推测相对与大致的年代。

四，文辞格式断代。仅仅散见于少数人的文章之中，不见专门系统的研究。

上述种种之中，人名系联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但是，如果仅仅这一种，则根本不可能进行对金文的断代，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特别要判别王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所以，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中曾经提出：“我们应该把大量的资料全部摊开。从其内在联系，从有关文献记载，从出土地点，从器型、装饰、图案、文法、文字、书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去粗存精的做耐心的细致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器型、装饰、图案(器物之花纹形式)方面的类型学研究成果比较大，文字(文字之体例)方面的类型学研究也有人在做。文法(文辞之格调)方面的类型学研究却基本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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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制度用语演变的意义

在目前的西周金文研究中，有明确“王名”的铭文只有7件，即使用人名系联，铭文也不过数十件。所以在分期研究基础上，虽然现在在把握某一时期铜器在纹饰、器型等特征方面有了大的进展，但一些久而不决的问题需要用更多的相关因素参与判定。我们的文章试图就制度用语的演变上做一番探究，以期在金文研究中开拓一条新的思路，为断代再增加一些判定条件，以使西周铜器断代的结果更加合理，更加科学。

以往，在制度铭文研究中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西周的制度从一开始就是非常成熟的，因此，制度文书也是十分完整的。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青铜器上的制度铭文之所以各不相同，是由于当时人们在将制度文书刻铸到青铜器上时有所省略而造成的。

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首先，我们知道，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是社会上有着共同利益的各种势力为了协调彼此间的关系而订立的。它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着一个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各种势力的强弱对比的改变，它也会发生变化。当甲乙势均力敌的时候，制度就会有利于双方。而当甲强乙弱时，制度就必然会只有利于甲方。西周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也必然会随着周王室的盛衰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在有着共同内容(比如说明确记载有周王的活动，如王各大室，即立)的前提之下，制度用语有所不同，它们所属的时代就应该不同，而制度用语大致相同，它们所属的时代很可能也相同或相近。

其次，虽然不能将青铜器上的制度铭文简单地等同于制度文书，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根本不可能也不敢将周王颁发的制度文书删改的面目全非。如，晋侯苏钟铭文中记载有两次周王册命晋侯苏的内容：

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譱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寴易驹亖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寴侪亲赍晋侯苏鬯一卣弓、矢百，马亖匹，苏敢扬天子不显休。

从表面来看，两次册命的过程并不相同，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颂鼎、簋、壶铭文：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尹氏受王令书，王乎史虢生册令颂。王曰：颂，令女官司成周贮，监司新造贮用宫御。易女么衣、黹屯、赤巿、朱黄、銮旗、攸勒。用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堇章。颂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

两相比对之后，就可以发现，晋侯苏钟铭文中的两次册命的过程合起来就是一整个的册命过程。之所以每次册命过程只记载一半，应该是为了行文简洁不重复。如果记载的只是一次册命，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制度铭文各不相同的原因不应该全部简单地归结为人为省略而造成的。如果这样认为，其后果只会是阻碍对制度铭文进行科学的类型学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影响了人们对制度铭文进行科学的类型学研究，这就是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的历日断代。

目前历日断代的方法基本上都是从已知的历法出发，或直接推算或适当改变后再推算。这样得出的结果不可能令人信服是必然的。因为，《史记·六国年表》不采信《春秋经》中的历日以及今、古文经学家对“既生霸”的争论，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汉代以来，春秋及其以前的历法究竟是怎样的，已经不为人们所知。

只要对制度铭文稍微地分一下类，就可以发现目前的历日断代方法在这里全部毫无用武之地。如：三件师兑簋的制度铭文完全属于同一个类型，也必定是在同一个时期，但是现在的历日断代方法却无法将它们排在同一个王世。这对急于确立绝对年代的学者的打击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中国有句老话“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乎，对制度铭文进行科学的类型学研究的大门之前门可罗雀，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那么，对制度铭文进行类型学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觉得其研究的意义有以下几点：

一，能够修正以前的某些不正确的观念。在以往的断代过程中，曾经给人们留下过这样的映象，穆王时期的铜器不多。然而我们发现，和现在学界大多数人认为是穆王时期铜器的师虎簋铭文属同一类型的铭文有13件，占整个王册命铭文的15.73%。而从这一比例来看，显然穆王时期的铜器并不是很少。

二，能够减少其它因素的干扰，避免出现铜器断代失误。如：如一般认为，十一年师嫠簋和辅师嫠簋为同一人所作之器。但是，两者的形制纹饰却䢛然不同。这样两种判断究竟应该怎么取舍呢？我们如果从制度铭文类型学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二者铭文属于同一类型，也就是说它们应当在同一时期。

三，能够为一些有争论的铜器增加判定因素。如：卅年吴盉的年代，朱凤瀚认为：根据合历情况，再综合考虑“形制、纹饰形式与铭文字体特征，吴盉似当以入宣王三十年为妥。”(《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有关的几件铜器》)夏含夷则以为：该器“纹饰与穆王标准器长甶盉和共王标准器裘卫盉非常相似，可以定为西周中期器大概无疑。”(《从作册吴盉再看周穆王在位年数及年代问题》)我们经过将卅年吴盉与三年达盨盖、盠驹尊、三年鼎、卅三年晋侯苏钟一起进行铭文比对，结果发现三年达盨盖、盠驹尊和三年鼎铭文类型相同。而卅年吴盉和卅三年晋侯苏钟则基本相似。这就表明，卅年吴盉的年代应该与卅三年晋侯苏钟接近，而和三年达盨盖、盠驹尊和三年鼎相去较远。

四，能够成为检验历日断代方法的试金石。通过对制度铭文进行类型学研究后，将一些四要素齐全的铜器判定为同一时期，这只是相对的。若将其由相对年代化为绝对年代，还必须用历日断代方法才能做到。所以，只有建立在对制度铭文进行类型学研究基础之上的历日断代方法，才可以算是科学的，才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正是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在晁福林《金文“蔑曆”与西周勉励制度》中的50例蔑历铭文，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中的80例册命铭文基础上，然后再加以收集，共得铭文232例。从中筛选出25例行用“对扬王休”铭文，16例王蔑历铭文，89例王册命铭文，经过归纳整理，分别得出3个类型表，然后再在理顺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得出了两份《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演变表》，判定了130例西周铜器的相对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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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用“对扬王休”铭文年代的判定

研读西周铜器铭文不难发现，“对扬王休”一类句子频繁出现于铭文中。这类句子的意思有着多种表述方式，如“对王休”、“扬王休”、“对扬王丕显休”、“对扬王丕显休命”、“对扬王鲁休命”或“对扬天子休”、“扬天子休”、“对扬天子丕显休”、“对扬天子丕显休命”、“对扬天子鲁休命”、“用对扬王休”、“对扬王休于尊”、“对扬王天子休”、“对扬皇王休”、“对扬天君休”、“对扬皇君休”、“对扬皇尹休”、“敏扬王休于尊”、“对王休于尊”、“扬王休于尊”、“对扬君令于彝”等。此外，还有少数言及爵位、官职和具体人名的“对扬”句或其单称，如“对扬公休”、“对扬其父休”、“对扬伯休”、“扬伯　父休”、“永扬公休”、“扬侯休”、“对扬侯休”、“对扬王姜休”、“对扬武公丕显耿光”、“扬女司休”等等。

在上引语句中，“对扬”或其单称，意为报答、称扬；“王”、“天子”、“君”、“王天子”、“皇王”、“天君”、“皇君”、“皇尹”均指西周最高统治者周天子（也有人认为“天君”、“皇君”指周王后妃，“皇尹”指西周官职名），“公”、“侯”、“伯”指有此爵位官职者，其它则指具体的人名；“休”为美德，“休命”为美命，“丕显休”为光明正大的美德，“休鲁”为完善的美德。

实际上，最初在西周受赏者制造彝器、铸刻铭文时并没有使用“对扬王休”一类句子。如：

利簋(4131)：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商。辛未，王才阑师，易又事利金，用乍檀公宝尊彝。

克盉、罍(新1367)：王曰：“大保，隹乃明乃鬯亯于乃辟。余大对乃亯，令克侯于匽，、羗、马、、雩、驭、微克、、匽入土眔氒司。”用乍寳尊彝。

康侯簋 (4059)：王来朿商邑，诞令康侯啚于卫，沬司土疑眔啚，乍氒考尊彝，。

小臣单觯(6512)：王后克商，才成师，周公易小臣单贝十朋，用乍宝尊彝。

献侯鼎(2626)(1)：唯成王大祓才宗周，商献侯嚣贝，用乍丁侯尊彝，天鼋。

利簋铭文所记克商日辰与《尚书·牧誓》等典籍相合，是武王伐商牧野之战的实物证据。

克盉、罍铭文记述周王褒扬太保，“令克侯于匽”，授民授疆土的史事。燕国之封，《史记·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两相对照，该器的年代当在武王世。

沬司土疑簋铭文中周王“令康侯啚于卫”，其事在《史记》的“周本纪”、“鲁周公世家”和“卫康叔世家”中均有记载，时间在周成王二次伐商之后。

小臣单觯铭文中的“周公”同样是生称，“后克商”指成王平定武庚的叛乱，因此年代也在成王。

献侯鼎铭文中的“成王”是生称，所以其时代在成王。

以上诸器的年代无可争辩地均在武、成时期。由此可见，至少至成王初年“对扬王休”一类句子还尚未行用。

但是，天亡簋(4261)却是一个例外，其铭文曰：

乙亥，王又大豊，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监才上，不显王乍眚，不肆王乍庸，不克，乞衣王祀。丁丑，王乡，大宜，王降亡勋爵、退囊，隹朕又蔑，每启王休，于尊簋。

自郭沫若依据铭文中“衣祀于王不显考文王”将其年代定在武王以来，基本上没有人提出过疑义。其实，从文法类型的角度来看，郭说欠妥。由以上所引铭文可知，“对扬王休”的行用至少在成王初年之后。而天亡簋铭文中的“隹朕又蔑，每启王休”显然与“蔑历”、“对扬王休”有关。这表明，天亡簋的制作很可能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不久，而是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其时“蔑历”、“对扬王休”已经开始行用了。

能够确定行用“对扬王休”年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天亡簋之外，还有23例。详见《A.西周行用“对扬王休”铭文类型表》(以下简称《A表》)

从A表中不难看出，三个类型铜器中，一类铜器铭文中根本看不见“对王扬休”一类句子的影子，二类中出现了“王休”，似乎表示“对王扬休”一类句型正在酝酿之中，三类中的“对王休令”、“对扬王休”和“扬×休”则说明了“对扬王休”一类句子开始正式行用。在以上的三类铜器中，一、二类器主同名的1例，二、三类器主同名的1例，一、三类器主同名的4例。这就能够看出，“对扬王休”一类句子从无到有，从酝酿到流行所经历的时间过程是非常短暂的。

陈梦家说：令簋与召尊“同记九月才炎，乃同时器”(1)。

保侃母簋盖记“保侃母易贝于南宫”。刘启益指出：“南宫又见于中方鼎和中觯”(2)。

中器即“安州六器”。

睘器为“王才厈”诸器之一。有人认为上述铜器中的作册睘尊和作册睘卣所记的是同一件事。其实这是不对的。比较一下两器的铭文，可以发现其中是有差别的。作册睘卣中记有“王才厈”和“扬王姜休”，而作册睘尊却没有。如果两器所记的是同一件事，并且同时制作的话，出现这样的事情显然是对周王的大不敬，这在王权至上的当时，是会有掉脑袋危险的。所以我们觉得两器所记应该是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时间发生在了同一人身上。作册睘尊有可能作于“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之前，而作册睘卣则是作于十九年。

令簋云：“王于伐楚白”。中方鼎曰：“王令南宫伐反虎方”。我们将以上铜器划在一起，称为“南征”组。

关于这一组铜器，郭沫若定为成王时物，唐兰认为属昭王时。几十年之后直到本世纪初，杜勇、沈长云仍然坚持郭说(3)，张懋鎔却继续以唐说为是(4)。刘启益则以为在成末康初(5)。

现在我们可以为上面的争论下一个结论了。如果从文法类型的角度来看，天亡簋铭文中的“隹朕又蔑，每启王休”与中甗、中觯、召圜器属于一个类型。应该是同时之作。而“隹朕又蔑”表明制作天亡簋之时其人仍然在世。所以，“南征”组铜器的年代以属成王时为宜。因为天亡其人自武王时一直活到昭王世的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和中方鼎二、三同样以“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纪年的铜器有甗，铭文如下：

惟十又[二]月王[令]南宫[伐][虎] 方之年[惟]正[月]既死霸庚申[王]在[宗]周王□□使于繁易贝[五]□[ ]扬对王[休]用乍□□□ [彝]子子[孙孙][永]□□□。

据孙庆伟介绍：甗出土于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114，器壁铸有铭文7行，行8字（因盗墓破坏，致甗壁受损，铭文有多处缺失），记载了正月周王令出使于繁、赐贝一事。铭文以十二月王令南宫伐虎方，作为纪年(6)。

孙庆伟根据唐兰对周昭王时代铜器铭文的清理结论，结合中方鼎“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的记载，将甗的年代断在昭王晚年。并且，根据名、字相应的原则，从训诂的角度推断器主韦就是晋侯燮父。

杨坤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如果昭王令晋侯燮父出使某地，其事当非同一般。但韦甗铭文记载王命韦出使于繁一事，可以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还不如中方鼎、中甗所记中的行事。甚至连宾赠品物都没有，是目前所见到的西周出使类金文中最为简易的一例。这与燮父的地位，根本无法匹配。”“单凭该甗出土于晋侯墓中，而与晋侯相比附，未免失之简率和附会。(7)”

笔者以为：孙庆伟由铭文所谓“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断甗与北宋出土的安州六器同时，并且，根据名、字相应的原则，从训诂的角度推断器主韦就是晋侯燮父。这并没有错。而杨坤认为韦甗铭文记载王命韦出使于繁一事，与燮父的地位，根本无法匹配。也是对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实际上，这根本就不矛盾。据廿八祀公簋(《考古》2007第3期)：“公乍妻姚簋，遘于王令昜白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也就是说，“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是在唯王廿八祀“王令昜白侯于晋”之前。

总之，在“王令南宫伐虎方之年”的时候，韦即燮父还不是晋侯，甚至可能还没有继位唐伯。这个时候其所受之待遇和以后身为晋侯时相比，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甗中的“扬对王休” 和中方鼎一中的“对王休令”与“对扬王休”一类句子稍有差别，表明此类句子这时刚刚开始行用不久。也就是说，中方鼎一的年代要早于作册睘卣。

综上所述，A.表中“南征”组的年代在成末康初。

A.表中记载周王祭的铜器有5例。刘雨认为：“祭必行于父王去世新王继位之时，即应是新王元年之时。”“高卣盖可能作于康王元年十二月庚申日”(8)。高卣盖中的“扬尹休高对”，应是“高对扬尹休”的倒置。这似乎表明康王元年“对王扬休”一类句子刚刚开始行用不久。麦方尊中有“扬天子休”，吕方鼎和伯唐父鼎中有“对扬王休”，而臣辰盉中却没有“对扬王休”。从“对王扬休”的行用情况来看，臣辰盉很可能是在成王元年。同时，由于5例祭铭文中只有这1例没有“对扬王休”。郭沬若(9)、陈梦家(10)将该器的时代定为成王是正确的。

A.表中记有“蔑暦”的铜器有3例。保尊、卣铭文中没有“对扬王休”，豨簋、任鼎铭文中却已见“对扬天子休”和“对扬王休”。从铭文中均为“蔑历”连用这一点来看，它们应当是同时之器。这也表明“蔑历”制度的行用与“对扬王休”的行用，几乎可以说是同时开始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对扬王休”行用的年代在成王时。所以，豨簋、任鼎的年代当在成末康初，保尊、卣可能稍早一点。

注释

(1)、陈梦家：《铜器断代》30页。

(2)、刘启益：《西周纪年》76页。

(3)、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105-107页。

(4)、张懋鎔：《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考古学报》2005年1期)。

(5)、刘启益：《西周纪年》77～78，121页。

(6)、孙庆伟：《从新出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年1期)。

(7)、杨坤：《韦甗器主小议》

(8)、刘雨：《金文论集·金文祭的断代意义》。

(9)、郭沬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32页。

(10)、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4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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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蔑某历铭文年代的判定

“蔑历”行用于商末至西周早期的铜器铭文。从铭文的记载来看,+“蔑历”之事历时既久并多有固定规格和用语。虽然，称它是一种“制度”并不特别确切,+却也大致近是。这种情况就象称上古时代的“宗法”及“册命”为制度一样,+都是当时仅有其事,+后世言以为制的表现。

“蔑历”的行用在晁福林的《金文“蔑曆”与西周勉励制度》一文中有很详尽的讨论。我们在该文51例蔑历铭文基础之上，然后再加以收集，并从中筛选出16例王蔑历铭文，对它们进行文法类型地归纳、整理，得出了《B.西周王蔑历铭文词组句型类型表》(以下简称《B.表》)。

和《B.表》中的免卣、尊为同一器主的铜器尚有免盘、免簋、免簠。5件器皿上均有铭文，内容如下：

免卣、尊：唯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丼叔佑免。王蔑免历，令史懋赐免缁韨、冋衡。作司工。对扬王休，用作尊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免盘：唯五月初吉，王在周，令作册内史赐免卤百，免蔑静女王休，用作盘盉，其万年宝用。

免簋：唯十又二月，王在周，昧爽，王格于太庙，丼叔佑免，即命（位），王授作册尹者（书），俾册命免，曰：令汝胥周师司廪，赐汝赤8韨，用事。免对扬王休，用作尊簋，免其万年永宝用。

免簠：唯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命免作司土，司郑还廪、眔虞、眔牧，赐织衣、銮，对扬王休，用作旅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从以上铭文的内容可以看出，免所活动的时期正是金文“蔑曆”之用达到鼎盛之世，5件铜器中有3件的铭文中用到了“蔑曆”。同时，这还是西周“册命”制度逐渐定型之时。5件铜器之中有4件的铭文分别记录了3次册命的经过。其中免簋所记的册命过程中，傧佑，授书，册命等要素均已具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免卣、免尊中的“王蔑免历”和免簋中的“册命免”在册命过程中先后出现来看，似乎表明西周的册命制度在其逐渐定型的的过程中，借鉴了殷商的“蔑历”制度。并且，随着册命制度的确立，“蔑历”也逐渐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所以，免器的年代，也就是西周册命制度确立的年代，这在对西周册命制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铭文中提到“蔑曆”并且有明确年代的铜器有3件，分别是天亡簋、长甶盉和鲜簋。

天亡簋所载的是武王举行飨礼的时候，“王降，亡得爵复橐”(天亡得到了武王亲赐之酒一爵，并且乘机敬献一橐礼物给武王)。于是“唯朕有蔑”（天亡认为自己得到了武王的蔑曆）。鲜簋所记的则是穆王举行禘礼祭祀昭王的时候，鲜自我“蔑曆”，以表忠心，被穆王赐予祼玉三品、贝廿朋。从这些内容中根本无法看出当时是否行用了“蔑历”制度。

长甶盉铭说的是“穆王蔑长甶，以逨即邢伯，邢伯氏(祗)寅不奸。长甶蔑曆。”铭文“即”因古音同部而读若“自”，长甶原为邢伯之臣，被荐往穆王处为臣，长甶表现得很好，颇得穆王欢心，证明了邢伯的忠诚之心。故而穆王勉励长甶。而长甶因得穆王的鼓励，因而自我勉励。从铭文中能够知道，穆王时期的“蔑曆”只是口头奖励，并没有实物赏赐。这与免卣、免尊中的“王蔑免历，令史懋赐免缁韨、冋衡。作司工”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似乎表明，“蔑曆”在穆王之世已经开始从政治舞台的中心逐渐退了出来。

一般认为，长甶盉中的邢伯所活动的时期在穆、共、懿王世。他以傧佑的身份多次出现在不同的册命铭文中，如：

师毛父簋：隹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师毛父即立，丼白右，内史册命，易赤巿，对扬王休，用乍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其永宝用。

豆闭簋：唯王二月既眚霸，辰才戊寅，王各于师戏大室。井白入右豆闭，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易女戠衣、雍市、銮旗。用抄乃且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闭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不显休命，用乍朕文考厘吊宝簋，用易畴寿，万年永宝用于宗室。

救簋盖：隹二月初吉，王才师司马宫大室，即立，丼白内右救，立中廷，北乡，内史尹册易救，幺衣、黹屯、旗亖日，用大备，于五邑守堰，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乍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利鼎：唯王九月丁亥，王客于般宫，丼白内右利，立中廷，北乡，王乎乍命内史册命利，曰：易女赤雍巿、銮旗，用事，利拜稽首，对扬天子不皇休，用乍朕文考涟白尊鼎，利其万年子孙永宝用。

师虎簋：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才杜，格于大室，丼白内右师虎，即立中廷，北向，王乎内史吴曰：册令虎，王若曰：虎，载先王既令命乃且考事，啻官司左右戏緐荆，今余隹帅井先王令，令女更乃祖考，啻官司左右戏緐荆，苟夙夜勿灋朕令，易女赤舄，用事。虎敢拜稽首，对天子不鲁休，用乍朕烈考日庚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七年趞曹鼎：隹七年十月既生霸，王才周般宫，旦，王各大室，井白入右趞曹，立中廷，北乡，易趞曹缁巿、冋黄、銮，趞曹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乍宝鼎，永乡倗友。

从以上的册命铭文中可以看出，师毛父簋和豆闭簋与免簋中的册命过程十分接近，所以它们在同一王世应该没有疑问。和其它铜器相比，这3件铜器中的册命过程比较简单，尚无“立中廷，北向”等礼仪。因此，时间当在邢伯活动的早期，也就是穆王世。

刘启益指出：“免尊的形制与临潼南罗一号墓铜尊相似，惟免尊腹部更为粗壮，有所区别”“南罗一号墓时代为穆王”(1)。所以，从类形学的角度来看，免器的年代不应晚于穆王时期。也就是说，文法类型断代与铜器类型断代是一致的。

唐兰认为：免器中免卣、尊在前，免簋在后，免簠在最后(2)。既然，免簋的时代在穆王世，那么，免卣、尊的时代是否也在穆王呢？+

下面，我们就对《B.表》中的王蔑某历铜器作进一步地具体分析。

在《B.表》中的王蔑某历铜器有四个类型。I类保尊、卣，任鼎，豨簋；II类廿二年庚嬴鼎，友簋，四月敔簋，老簋，六月大簋，庚嬴卣；III类十四祀段簋，寓鼎，十月敔簋；IV类长甶盉，倗伯爯簋，梁其钟。

一般认为：《B.表》铜器中，保卣、尊在成王，四月敔簋、十月敔簋在历王，其余在西周中期。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常理的。

我们知道，一种制度的建立其过程肯定是连续的，不可能时断时续。如果“蔑曆”在成王就已经开始行用，为什么康王、昭王时期却没有行用的记录呢？同样，历王时期早已经实行册命制度多年，怎么可能会为了敔一个人又行用“蔑曆”呢？

定十月敔簋在历王世的理由是铭文中的傧佑“武公”又见于历王时期的多友鼎、禹鼎和南宫柳鼎。

在这里，我们不妨将十月敔簋和免卣、尊及南宫柳鼎的铭文作一番比对：

免卣、尊：唯六月初吉，王在郑，丁亥，王格太室。丼叔佑免。王蔑免历，令史懋赐免缁韨、冋衡。作司工。对扬王休，用作尊彝。免其万年永宝用。

十月敔簋：唯王十又一月，王格于成周太庙，武公入佑敔，告擒馘百，讯□，王蔑敔历，使尹氏授赉敔：圭、瓒、□贝五十朋，赐田于扲五十田，于早五十田，敔敢对扬天子休，用作尊簋，敔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南宫柳鼎：唯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康庙，武公佑南宫柳即位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命柳：司六师牧场大友，司羲夷场佃事，赐汝赤韨、幽衡、鋚勒。柳拜稽首，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烈考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从以上的铭文可以看出，十月敔簋和免卣、尊中受到周王“蔑曆”并且得到赏赐的过程十分相似，而与南宫柳鼎中的册命过程则大相径庭。所以，十月敔簋中的“武公”与南宫柳鼎中的“武公”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其时代应该与免卣、尊同属一个王世。

据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卒于汉水中(3)。II类铜器中的庚嬴鼎纪年为“廿又二年”，因此，II类铜器的时代显然不在昭王，而应属康王世。我们在讨论行用“对扬王休”铭文的时代，已经论证过I类铜器的年代在成末康初。这样一来，包括免卣、尊在内的III类铜器的时代显然应该是在昭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人们一般据此推断成康的在位年数不超过五十年。其实这并不准确。因为成王初年天下并不安宁，所以“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应该是从成王中期或晚期算起。从“蔑历”制度行用的同时， “对扬王休”，甚至可能还有 “拜稽首”也行用了，这显示出在成王末年周王朝的实力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强大了。因此如果四十余年是从成王末年算的话，则康王在位年数应该在三十年以上。

 

注释

(1)、刘启益：《西周纪年》304页。

(2)、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369～374页。

(3)、关于昭王南征的史籍如下:

《史墙盘》铭文：周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

《初学记》引古本《竹书记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噎，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

屈原《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不复．”

《史记·周本纪》：“昭王南巡狩不返．”

《太平御览》八百七十四引古本《竹书记年》：周昭王“末年，王南巡不返．”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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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册命铭文年代的判定(上)

册命是西周时期周王任命官员的一种制度，凡内服百官与外服诸侯,以及诸侯国的命卿(大国三卿,二卿由周王册命;小国二卿,一卿由周王册命,谓之命卿)均由周王册命。册命的主要内容有两项，分别为授职与舆服赏赐。册命时授职与赐服同时进行,授职称命,赐服称赐,也可以互称。册命制度是周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这个方面的的研究，早已经有人在做了。

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一书所收册命铭文资料较全，笔者在其中的80例册命铭文基础上，又从何树环《西周锡命铭文新研》中补充若干，然后再加以收集，共得125例册命铭文，从中筛选出89例王册命铭文，并对它们进行文法类型地归纳、整理，得出了《C.西周王册命制度用语类型表》(以下简称《C.表》)。

以往学界认为：册命铭文中“王若曰”之后才是册命文书的内容。实际上，这一看法不完全正确。

《光绪嘉祥县志》中记载有《鲁武公金版册命》，内容如下：

惟王三年丙子十月望，王各于庙室，册命敖。

己巳，司徒季又敖立中庭，受册命。王若曰：“敖，佳尔皇且，于昔承训益元公。乃启邦东土，优容化道，用丕变于夙□，不逞于逞于南□，延惠于世世。乃及于尔先公，建武王家，弗睪弗惮，畏网罔逆异于友，和作大勋于万世，纪閟藏府。乌乎！永念尔之之烈且，忽忘朕命，或怠于□尔后图其休尔庶姓，易朱芾、玄衣、□革、戈琱戟、彤矢、鬯卣。”敖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卅年。

这很可能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件被记录下来的保持原始面貌的周王册命文书。由于原物已经“不知所归”，想要完整复原这一文物，困难比较大。但是，如果只是复原文字排列，应该还是可以的。据《嘉祥县志》记载：金版“制长周尺一尺二寸许，博如其半。铜质涂金，外面饰以云螭，其内以银线界作竖格”，如果金版中字体较为方正，则每列之字当为每行之字的二倍。考虑到西周金文，每列基本上写满，暂以此法试排文字。横行每行9格，竖列每列17格，一字一格，原文缺字的，酹情占一格，原文注明二字的，两字占一格，共153格，154字。

因为西周尚未行用甲子纪年，原文首列中“丙子”二字应该是注文窜入，这似乎表明原来首列只有15字。这样一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已巳……”另起一列，就值得探究一番了。我们知道西周金文一般是不分段的，而鲁武公金版册命却是分为两段，并且第一段的字数不满1列。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笔者以为很有可能是首列与“已巳……”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即首列在侧面。金版应该是仿照木牍而作。在木牍中，首列在侧面起到的是内容提要的作用，它便于在一批木牍中迅速找到所需要的木牍。

据此，我们复原出西周册命文书(如下图)。它的发现，使得我们对于西周王册命文书有了具体直观的崭新的认识。

　

我们可以发现，在王册命文书中包含了从时间、地点，某人傧佑受命者开始，直到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为止的整个的册命的过程。由此可知，西周册命文书一身兼具多种功能。它既是对被受命者的褒奖和赏赐，还有对参加人员及册命仪式的安排，更包括了对周王日常活动的日程安排。从这一点来看，月相名词为时段的解释更加合理。同时，也更进一步证实了册命的过程和仪式基本相同的的册命铭文所处年代也一定相同或接近。

现在所见铜器中的王册命铭文有两种开头：一种是：某年某月某月相某干支，王才某地，王各某室。另一种则是：某年某月某月相，王才某地，某干支，王各某室。为什么会这样，学界也曾有过争论，从《鲁武公金版册命》可以看出：原来这些是因为抄录册命文书时的习惯不同造成的。就以《鲁武公金版册命》来说，既可以抄成“惟王三年丙子十月望己巳，王各于庙室，司徒季又敖立中庭，受册命。”也有可能抄成“惟王三年丙子十月望，王各于庙室，己巳，司徒季又敖立中庭，受册命。”

西周早期(册命制度建立以前)含有册命内容的铭文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出现佑者，它们分为3个类型。

克盉、罍，康侯簋为CIa1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铭文中尚未出现“对扬王休”。铭文中的“令克侯于匽”，“令康侯啚于卫”在《史记》的“周本纪”、“燕召公世家”、“鲁周公世家”和“卫康叔世家”中均有记载，它们的年代在武、成时期是毫无疑问的。

中方鼎、(十八年)靜方鼎、宜侯夨簋、静簋、燮簋、伯晨鼎、遣卣、尸臣鼎为CIb1类，它们的共同特点为授命过程中只有王和受命之人。其中中方鼎的年代已经在前面讨论过，在成王末年。唐兰指出：宜侯夨簋“所说的王既然可以省武王、成王的伐商图，显然已在成王以后”(1)，因此，把它的时代定在康王。由此可见，CI1b类其余铭文的年代在康王，应该没有问题。另外，第二组铭文的数量较多，占总数的一半，这可能预示着康王在位的时间较长。

十二年走簋、十月敔簋为CIc2类，它们的共同特点为授命过程中出现了佑者和史官，但是，没有明言“册命”。该类的铭文与免卣、尊大致相同，所处的时代也应该一致。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免卣、尊的年代在昭王世。

西周中期共有穆、共、懿、孝、夷等5王。其中和册命铭文有关的标准器有长甶盉和十五年趞曹鼎。长甶盉记述穆王在下淢居，举行乡礼，长甶与邢伯比射，“穆穆王蔑长甶”。是穆王时期的标准器。十五年趞曹鼎记有“唯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恭王在周新宫”，由于所叙述的是“恭王”生前的事情，所以大家也都把它定为共王时期的标准器。

能够和这些标准铜器相联系的，是以井伯(不包括司马井伯)为佑者的册命铭文：师毛父簋、豆闭簋、救簋盖、利鼎、元年师虎簋、七年趞曹鼎。

它们可以分为三类：

前两例为CIIb2类，它们共同特点为册命仪式是“×(傧佑)右某，王乎□(史官)册令某”。可以和它们划为一类的有：免簋、辅师簋、师父鼎、鼎、曶壶盖、扬簋、二祀趩尊、四年盨、十一年师簋、十三年壶、卅年虎簋盖。

中间三例为CIIIb2类，它们共同特点是册命仪式为“×(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官)册令某”。能够与这些划归一类的有：殷簋、盠方尊、方彝、元年师簋、二年王臣簋、二祀吴方彝盖、六年宰兽簋、十三年望簋、廿七年卫簋、廿八年䖐簋，以及CIIIb1类的十六年士山盘。

最后一例为CIIIa2类，册命仪式的特点是“×(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北乡，王……”。可和其归为一类的有：簋盖、同簋。

以上三类册命铭文从制度演变的角度分析一下，能够看出第一类与第二、三类相比，前者比较粗疏，后者则相对要成熟。因此，第一类的时代在穆王世较妥，第二类多数应该属共王时期。由于在二组中各有两个元年和二年的铭文历日，而且，它们相互不合，所以，其中必有属于懿王世的册命铭文。第三类与第二类的册命仪式相同，但是却不用史官代宣王命。正常情况之下，这是册命诸侯的礼仪，此时对一般官员授职也采用这样的礼仪，这就表明，周王头上至高无上的光环已经开始消退了。据《汉书·匈奴传》载懿王时期“王室遂衰，夷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由此可见，第三类册命铭文的时代当为懿王世。从三组铭文的纪年来看，共王在位至少28年，懿王在位至少7年，穆王的王年应在30年以上。

《竹书纪年》中有关于周穆王伐徐、荆、越的记载：

十三年徐戎侵洛。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

……

三十五年荆人入徐。毛伯迁帅师败荆人于泲。三十七年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遂伐越至于纡。荆人来贡。三十九年王会诸侯于涂山。

陈梦家认为：《竹书纪年》谓穆王三十七年伐越，此据《文选·江赋》注、 《艺文类聚》九、《初学记》七、《太平御览》九三二、《通鉴外纪》三诸书所引。然《太平御览》三０五及《路史·国名纪》已引作四十七年。《广韵·元韵》鼋下引作十七年，《太平御览》七三引作七年。诸书所引年数不一，又事涉故事，非史实(2)。

马承源在对彔尊（原名彔卣）、方鼎、簋、方鼎、彔簋、鼎（师雍父鼎）、甗、卣、臤尊（臤觯）、竞卣、御史竞簋、彔伯簋盖(4302)、伯壶、伯雍父盘、县妀簋等15件青铜器作了分析判断后指出：以上十五器以御淮夷的战争为纽带，联系到伯雍父、录伯、王姜、内史友、(禹)、、臤、仲竞父、县妀等同一王世者九人，判断中联系到上一王者有王姜、史和员三人，而员的活动跨于昭、穆二世。以上十五器皆属穆王时代(3)。

徐戎，亦称徐夷，徐淮夷。由《竹书纪年》所载“荆人入徐”来看，徐戎很可能指得就是荆人。因此，穆王伐徐、荆、越之战与青铜器中御淮夷的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回事。所以，陈梦家认为这些记载“非史实”的看法很可能并不正确。由此看来，穆王在位至少也要在40年左右。

另外，穆王世的十一年师簋云：“才先王小学，女敏可事，既令女更乃且考司，今余唯申京乃令，令女司乃且旧官小辅、鼓钟”。这表明11年时，穆王似乎是刚刚亲政不久。

1974年出土于扶风县强家村，同时出土的铜器共七件，其中八祀师鼎、即簋、师臾钟，加上过去著录的十三年望簋和师望鼎，是一个家族的铜器。这五件铜器的铭文复原了这个家族五代人的世系。

铜器名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八祀师鼎	朕考郭季易父	师
十三年望簋	朕皇祖伯囗父		望
师望鼎		朕皇考宄公	师望
即簋			朕文考幽叔	即
师臾钟	朕剌且虢季	宄公	幽叔	朕皇考德叔	师臾

五件铜器中八祀师鼎、十三年望簋和即簋的铭文都是册命铭文。前面已经讨论过八祀师鼎和十三年望簋的年代在共王。即簋铭文如下：

即簋：隹王三月初吉庚申，王才康官，各大室，定白入右即。王乎：“命女赤巿、朱黄、玄衣、黹屯、銮旅。曰：司琱宫人、，用事。”即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乍朕文考幽吊宝簋，即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可以看出该器铭文中，册命过程的特点是“×(傧佑)右某，王册命某”。能够与其划归一类(CIIa2类)的有：

害簋、康鼎、卫簋、应侯见工钟、何簋、南季鼎、鼎、吕服余盘、元年郃盌簋，以及CIIa1类的寏盘、善鼎。

以上所述的册命铭文为CIIa2类，是西周册命制度建立之后最简单的。周王不仅不再用史官代表自己，甚至连一般的册命礼仪都免去了，而且是亲自授职并颁发赐服。这在以往，是诸侯也无法享受到的礼遇。出现这样的情形，表明这一时期应该是周王朝最襄落的时期。《礼祀。郊特牲》说:“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自夷王而下”，可以看见夷王对诸侯的软弱。《后汉书·西羌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史记·楚世家》也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周夷王的册命仪式自然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上述册命铭文的年代当在夷王时期。从其中纪年只有元年来看，夷王在位的年数可能很短。

西周中期还有CIVb2类册命铭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册命仪式为“×(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王乎□(史官)册令某”。共计有：

元年师簋、元年蔡簋、元年师酉簋、元年师兑簋、二年簋、三年师兑簋、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五年谏簋、七年师兑簋、七年牧簋，以及CIVb1类十二年太师虘簋。

由于在以上册命铭文中的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的历日与二年簋、三年师兑簋和四祀师酉鼎的历日不合，所以，它们的年代除了在孝王世之外，还有一些应属历王世。孝王的在位年数可能在5年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历王前后的册命仪式不一样呢？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历王继位之时尚未成年，由辅政大臣决定按照孝王时期的样式恢复了册命仪式。亲政以后，历王对此不满意，于是又亲自将册命仪式恢复成了周王朝鼎盛时期的样式。历王亲政的时间应在12年(十二年太师虘簋)到19年(十九年鼎)之间。

 

注释

(1)、唐兰：《宜侯夨簋考释》，见《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2)、陈梦家:《西周年代考》43页。

(3)、马承源:《中国青铜器》4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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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王册命铭文年代的判定(下)

1974年出土于扶风县强家村，同时出土的铜器共七件，其中八祀师鼎、即簋、师臾钟，加上过去著录的十三年望簋和师望鼎，是一个家族的铜器。这五件铜器的铭文复原了这个家族五代人的世系。

五件铜器中八祀师鼎、十三年望簋和即簋的铭文都是册命铭文。前面已经讨论过八祀师鼎和十三年望簋的年代在共王。

铜器名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八祀师鼎	朕考郭季易父	师
十三年望簋	朕皇祖伯囗父		望
师望鼎		朕皇考宄公	师望
即簋			朕文考幽叔	即
师臾钟	朕剌且虢季	宄公	幽叔	朕皇考德叔	师臾

 

即簋铭文如下：隹王三月初吉庚申，王才康官，各大室，定白入右即。王乎：“命女赤巿、朱黄、玄衣、黹屯、銮旅。曰：司琱宫人、，用事。”即敢对扬天子不显休。用乍朕文考幽吊宝簋，即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可以看出该器铭文中，册命过程的特点是“×(傧佑)右某，王册命某”。能够与其划归一类(CIIa2类)的有：

害簋、康鼎、卫簋、应侯见工钟、何簋、南季鼎、鼎、吕服余盘、元年郃盌簋，以及CIIa1类的寏盘、善鼎。

以上所述的册命铭文为CIIa2类，是西周册命制度建立之后最简单的。周王不仅不再用史官代表自己，甚至连一般的册命礼仪都免去了，而且是亲自授职并颁发赐服。这在以往，是诸侯也无法享受到的礼遇。出现这样的情形，表明这一时期应该是周王朝最襄落的时期。《礼祀。郊特牲》说:“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自夷王而下”，可以看见夷王对诸侯的软弱。《后汉书·西羌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史记·楚世家》也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周夷王的册命仪式自然不可能有太高的要求。也就是说，上述册命铭文的年代当在夷王时期。从其中纪年只有元年来看，夷王在位的年数可能很短。

西周中期还有CIVb2类册命铭文，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册命仪式为“×(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王乎□(史官)册令某”。共计有：

元年师簋、元年蔡簋、元年师酉簋、元年师兑簋、二年簋、三年师兑簋、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五年谏簋、七年师兑簋、七年牧簋，以及CIVb1类十二年太师虘簋。

由于在以上册命铭文中的三年师晨鼎、三年师俞簋盖的历日与二年簋、三年师兑簋和四祀师酉鼎的历日不合，所以，它们的年代除了在孝王世之外，还有一些应属历王世。孝王的在位年数可能在5年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历王前后的册命仪式不一样呢？笔者以为：这可能是因为历王继位之时尚未成年，由辅政大臣决定按照孝王时期的样式恢复了册命仪式。亲政以后，历王对此不满意，于是又亲自将册命仪式恢复成了周王朝鼎盛时期的样式。历王亲政的时间应在12年(十二年太师虘簋)到19年(十九年鼎)之间。

西周晚期共有历、共和、宣、幽三王四个时期。其中共和14年，幽王在位11年，并且所属铜器不多。所以，西周晚期断代主要是历、宣二王。我们首先分析：1，纪年在十五年以上；2，可以和前项有系联的册命铭文。在《C.表》中，满足两项要求的铭文有如下：

CIIIb2类的大克鼎、十九年鼎、廿八年㝨鼎、盘，CIIIb3类的卅七年善夫山鼎、卌二年逨鼎、卌三年逨鼎，CIVa3类的卅三年晋侯苏钟，CIVb2类的无叀鼎、十七年此鼎、簋以及逨盘、逨钟、梁其钟、廿三年微鼎、二十三年小克鼎。

CIIIb2、CIIIb3类的共同特点是册命仪式为“×(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官)册令某”。

大克鼎(2836)：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申季右譱夫克，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

十九年鼎(2815)：隹十又九年亖月既朢辛卯，王才周康卲宫，各于大室，即立，宰讯右入门，立中廷，北乡。史留受王令书，王乎内史册易……。

廿八年㝨鼎(2819)、盘(10172)：隹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才周康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頵右㝨入门立中廷，北乡，史黹受王令书，王乎史淢册易㝨……。

卅七年善夫山鼎(2825)：隹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才周，各图室。南宫乎入右譱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王乎史册令山……。

卌二年逨鼎(《盛世吉金》)：隹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工散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尹氏受王书。王乎史淢册逨……。

卌三年逨鼎(《盛世吉金》)：隹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才周康宫穆宫，旦，王各周庙即立，司马寿右吴逨入门立中廷，北乡，史淢受王令书。王乎尹氏册令逨……。

从文法类型的角度来看，上述铭文当属同一王世。

CIVa3，CIVb2类的共同特点为册命仪式是“×(傧佑)右某，入门，立中廷，王乎□(史官)册令某”。

卅三年晋侯苏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集1996年)：六月初吉戊寅，旦，王各大室，即立，王乎譱夫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廷，王寴易驹亖匹，苏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各大室，司工扬父入右晋侯苏，王寴侪亲赍晋侯苏鬯一卣，弓、矢百，马亖匹，苏敢扬天子不显休。

无叀鼎(2814)：隹九月既望甲戌，王各于周庙，贿于图室，司徒南中右无叀内门，立中廷，王乎史翏册令无叀……。

十七年此鼎(2821)、簋(4310)：隹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才周康宫夷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土毛叔右此入门，立中廷。王乎史翏册令此……。

以上铭文从文法类型的角度来讲，它们的年代应该相同。

逨钟、梁其钟、廿三年微鼎的共同特点是册命过程中在授职之后没有赏赐舆服(无赐服)。二十三年小克鼎铭文记“王命譱夫克舍令于成周”，舍令亦见于令方彝及毛公鼎。其余两件铜器铭文中均有赐服，而二十三年小克鼎铭文中同样是无赐服。

逨钟(《文博》1987年第2期)：逨曰：不显朕皇考，克粦明氒心，帅用氒先且考政德，亯辟先王，逨弻御于氒辟，不敢坠，虔夙夕敬氒死事天子，坙朕先且服，多易逨休，令司亖方吴林。逨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

梁其钟(187、188)：梁其曰：不显皇且考，穆穆异异，克悊氒德，农臣先王，得屯亡敃，梁其肈帅井皇且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天子肩事梁其身邦君大正，用天子宠，蔑梁其历，梁其敢对天子不显休扬。

廿三年微鼎(2790)：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令微司九陂，乍朕皇考彝尊鼎, 用亯孝于朕皇考，用易康乐、鲁休、屯右、眉寿、永令、霝冬，其万年无强，子子孙永宝用亯。

二十三年小克鼎(2802)：隹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譱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乍朕皇且厘季宝宗彝。克其日用，朕辟鲁休，用匃康乐、屯右、眉寿、永令、霝冬。迈年无强，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显然，无赐服册命铭文也应该在同一时代。

前面所讲的是14例铭文的横向关系。它们之间还有着两条纵向的联系。

首先，大克鼎、小克鼎的器主是同一个人。大克鼎记载王令譱夫克“出内朕令”，小克鼎记载王命譱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据此可知，大克鼎的时代应早于小克鼎。

其次，卌二、三年逨鼎、逨盘与逨钟也是同一人所作。逨盘说：“王若曰：‘逨，……今余隹坙乃先圣且考，申景乃令，令女疋荣兑，摄司亖方吴林，用宫御”。卌三年逨鼎云：“王若曰：‘逨，……昔余既令女疋荣兑摄司亖方吴林，用宫御。今余隹坙乃先且考，又勲于周邦，申就乃令，女官司历人’”。逨钟曰：王令逨“司亖方吴林”。这就表明，逨鼎的作器时间应该是在逨盘之后逨钟之前。

以上两条如果孤立地去看，对于断代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当无赐服将它们系联在一起之后，对于西周晚期的断代就有了决定性的意义了。我们知道，册命的主要内容就是授职与赐服。无赐服的出现表明周王室在此期间陷入了财政危机，虽然从CIIIb2、CIIIb3类和CIVa3，CIVb2类的册命铭文可以看出，这一财政危机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假设发生在CIIIb2、CIIIb3类的时段之内，时间在19年～28年之间；如果发生在CIVa3，CIVb2类的时段期间，时间在17年～33年之间)。

由于逨鼎的纪年为43年，小克鼎的纪年是23年；并且是逨鼎在前，小克鼎在后。这就决定了小克鼎的年代既不可能在历王，也不会在幽王，而只能属于宣王。同时，也表明了历王在位至少43年。《史记》记载历王37年奔彘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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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若干铜器年代的判定（上）

1，墙盘与器

第五组钟（76FZH1：8、30、16、33、62、65）（以下简称五组钟）与墙盘两者之间有部分文字内容大致相同，内容如下：

墙盘：“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雩武王既殷，微史剌且乃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卑处□”。

五组钟：“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武王既殷，微史剌且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并五十颂处”。

对于这一现象，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是根据《爵》（76FZH1：88、92）“乍父丁”和《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以为是墙之子。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应该是五组钟抄录了墙盘。

实际上，这样的看法，不仅有失武断；而且，明显不合常理。

我们知道，西周时期是一个祖先祟拜十分盛行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儿子抄录父亲的文字，甚至于还擅自改动。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在亵渎祖宗神灵，犯下了弥天大罪吗？

另外，在爵（76FZH1：94）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乍父乙乍尊彝”，这似乎在表明墙并不是的亲生父亲。

有人认为：在“乍父乙乍尊彝”中，是“丁”误作为了“乙”。

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根据2件十三年壶同铭但字体各异的情况来看，当时制作有铭铜器，一定是有铭文底稿的。况且，铜器属于礼器，是在祭祀中使用的，制作时的重视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没有确实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随意认定铜器铭文有误的作法是不可取的。

只要仔细地查看一下器中的有关铭文，就可以发现：被称为父的实际上有两个人。

第一个人，称为父丁。

爵（76FZH1：88、92）：“乍父丁”。

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

第二个人，称为父乙。

爵（76FZH1：94）：“乍父乙乍尊彝”。

四年盨：“用乍文考宝簋”。

三年壶：“用乍皇且文考尊壶”。

钟（76FZH1：9、10、29、32）：+“曰：不显高且、亚且、文考……”。

上述铭文中的“文考”应该就是“父乙”。

有人会说：器中的“文考”指得是墙。

这种说法，同样有悖常理。

“文”是取文德之类的褒义以为美称。在《墙盘》中，墙颂扬其父为“文考乙公”。如果是墙的儿子，“文考乙公”就是的祖父。在中国，从来不缺乏褒扬溢美之词。即便是在现代，人们也不可能会用父辈褒扬祖辈的颂词再来赞美父辈。那么处在祖先祟拜十分盛行的西周时期，并且生处世袭史官之家，而且还经常和文辞打交道的，又怎么可能会用其父墙称颂其祖乙公的美称再来褒扬其父墙呢。钟（76FZH1：64）：“追孝于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龢林钟”也恰恰证实了在的眼中，祖辈与父辈、“文”和“皇”是不容混淆的。

既然如此，四年盨不称“皇考”而称“文考”，三年壶不称“文且皇考”而称“皇且文考”。这就只能说明，+“皇考丁公”与“文考”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那么，是不是有两位父亲呢？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王国维曾经说过+“殷人祀其先祖，兄弟同礼”(1)。也就是说，在“父丁”和“父乙”两人之中，实际上上有一个人是他的叔父，即其父的兄弟。

那么，谁是的叔父呢？

从微氏家族铜器群的铭文中可以发现，折、丰都有接受周王赏赐的记录，而更是受到了周王的两次册赐，并且铭文末都有族徽“木羊册”。反观墙，不仅没有受到周王赏赐的记录，而且制作铜器的数量相当限，铭文末也没有族徽“木羊册”。所有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应该是丰的儿子，是微氏家族中“高且辛公”的嫡系传人。墙在微氏家族中则属于旁系。也就是说，丰是他的旁系兄弟，是他的旁系子侄。

由于墙在微氏家族中身为旁系，是继承世职为官。因此，墙与师酉簋中的史墙只能是两个同名之人，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殷人祀其先祖，兄弟同礼”，所以，为其父乙公作器时，爵（76FZH1：94）称“父乙”，四年盨称“文考”，三年壶“皇且、文考”，钟（76FZH1：9、10、29、32）称“高祖、亚祖、文考”。当为其旁系叔父墙作器时，爵（76FZH1：88、92）中亦称“父丁”、钟（76FZH1：64）中仍称“高且辛公、文且乙公、皇考丁公”。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微史剌且”就是微子，折是其孙腯。“甬叀乙且”就是微仲，“亚且且辛”是其次子。微氏家族的真实家世应该如下：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第六世

            　　                    文考　　　　　　四年盨

                 皇且      文考　　　　　　三年壶

高且      亚且      文考　　　　　  钟（76FZH1：9、10、29、32）      

高且—→剌且 —→乙——→折(辛)—→丰(乙)—→ 

↓

乙且→亚且且辛→文考乙公 —→墙             墙盘

高且辛公　文且乙公　皇考丁公          钟（76FZH1：64）

其世族与周王的对应关系如下：

文王　武、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高且　剌且、乙　　 折　　　　丰　　　

　　　　乙且　　亚且且辛　文考乙公　 墙

在弄清楚墙和的相互关系之后，我们接着讨论墙与谁抄袭谁的问题。

作为侄子的抄袭墙，是晚辈对长辈的不敬。但是，作为旁系叔父的墙抄撮，则可以视作长辈对晚辈的赏识。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在五组钟“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匌受万邦”中的“匍有四方”是西周中期的习惯用语，而墙盘“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会受万邦”中的“匍有上下”则修饰意味较重。从这一点来看，应该是墙抄袭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墙盘铭文应该是在五组钟铭文的基础上扩写而成的。

李学勤指出：“的青铜器至少包括两个王世。最早的是盨，记周王对的册命，当作于初袭职时；其次十三年壶，字体显较盨为晚。而同于三年壶；簋、钟同时，据字体又晚于三年壶”(2)。文中所说的钟应当指得是钟（76FZH1：64）。此钟既晚于三年壶，说明在三年壶制作之时，墙仍然在世。所以，墙与虽然辈份不同，但是，却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人。

墙盘与五组钟不仅仅在文字内容上大致相同，甚至从字体上来看也十分接近，如出自一人之手。这也就说明了它们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将墙盘、五组钟和四年盨、十三年壶、三年壶的字体比对之后能够看出，墙盘、五组钟和《三年壶其中1件，在字体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字的宝盖头呈近似园弧形。

从2件十三年壶同铭但字体各异的情况来分析，墙盘、五组钟和十三年壶很有可能是同一时间制作的同一批铜器。由于制作数量较多，人手不足，临时增加了制作人员。因此，出现了2件同铭的十三年壶字体却风格迥异的现象。

从墙盘铭文记述了止于穆王的重要史迹这一点来看，墙和应为共王时期之人。但是，器中三年壶最迟，四年盨最早，而且磨损严重的事实，却与史籍中穆王在位时间较长（五十五年）的记载相吻合。所以，墙与在穆王之世的可能性更大。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2)、李学勤：《西周青铜器的重要标尺》

 

 

《墙盘》和《五组钟》的字体比对

 

《墙盘》、《五组钟》和

《四年盨》、《十三年壶》、《三年壶》、《钟》的字体比对

 

2，四年盨

四年盨：“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王才周师彔宫，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王乎史囗（年、敖、微）册易敡靳、虢韨、攸勒，敢对扬天子休，用乍文考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孙其永宝。木羊册。”

可以和“史囗”联系铜器的有望簋、扬簋、王臣簋、蔡簋、谏簋。

“史囗”，一般释为年，也有人释为敖、亦或释为微。其实，只要将“史囗”与同一铭文中的“年”比对一下就可以看出：四年盨中的“史囗”当为史年，而除了望簋中的“史囗”确为史年外，扬簋、王臣簋、蔡簋、谏簋中的“史囗”都不可能是史年。

能够与+“司马共”系连铜器的有师晨鼎、师俞簋、谏簋。

师晨鼎：“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师晨，入门，立中廷，王乎乍册尹册命师晨”。

师俞簋盖：“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师艅，入门，立中廷，王乎乍册内史册命师艅”。

谏簋：“隹五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师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马共右谏，入门，立中廷。王乎内史敖册命谏曰”。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即《四年盨》与其它三件铜器对册命过程的记叙有所不同。

在四年盨中，“司马共右”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王乎史年册易”+。

而在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中，“司马共右师晨（师艅、谏）”和“王乎××册命师晨（师艅、谏）”之间多出了“入门，立中廷”。

是四年盨在无意中漏记了“入门，立中廷”的礼仪吗？

我们知道，周王册命王公大臣的过程，也是王公大臣朝觐周王的过程。因此，“××右□□”和“王乎××册命□□”之间的“入门，立中廷”，应该就是王公大臣朝觐周王的礼仪。和我们今天举行盛大活动之前要多次彩排一样，王公大臣在接受册命、朝觐周王之前也一定会进行多次演练。况且，出身在世袭史官之家的对朝廷的礼仪应该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四年盨》所记的册命过程中没有“入门，立中廷”，不可能是由于无意中漏记造成的，而应该是在当时周王在册命过程中，并没有“入门，立中廷”的礼仪。

师晨鼎、师俞簋盖王年为三年，四年盨在四年，谏簋是五年。有没有可能是周王在三年的册命过程中，采用了“入门，立中廷”的礼仪，到了四年却不实行了，而在五年又恢复了？

笔者以为，周王册命王公大臣应该是一件非常认真严肃的事情，其过程也必然有着一套相当规范的程序。随意更改册命过程中的礼仪的事情，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四年盨与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应该不在一个王世。

望簋：“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宫新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倗父右望，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年册令望”。

望簋中，在“宰倗父右望”之后，“王乎史年册令望”之前，除了“入门，立中廷”之外，还多出了一个“北乡”。这表明，《望簋》与《四年盨》也不可能属同一王世。

和四年盨中朝觐礼仪相同的铜器有一批，具体如下：

虎簋盖：“隹卅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新宫，各于大室，密吊内右虎，即立。王乎入史曰：‘册令虎。’”。

免尊：“隹六月初吉，王才郑，丁亥，王各大室。丼吊右免。王蔑免历，令史懋易”。

免簋：“隹十又二月，王才周，昧爽，王各于大庙，丼吊有免，即令，王受乍册尹者，卑册令免”。

趩尊：“隹三月初吉乙卯，王才周，各大室，咸。丼吊入右趩，王乎内史册令趩……隹王二祀”。

走簋：“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朢庚寅，王才周，各大室，即立，司马丼白右走，王乎乍册尹走”。

师奎父鼎：“隹六月既生霸庚寅，王各于大室，司马丼白右师奎父，王乎内史驹册令师奎父”。

辅师嫠簋：“隹王九月既生霸甲寅，王才周康宫，即立，荣白入右辅师嫠，王乎乍册尹册令嫠”。

师毛父簋：“隹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各于大室，师毛父即立，丼白右，内史册命”。

豆闭簋：“唯王二月既眚霸，辰才戊寅，王各于师戏大室。井白入右豆闭，王乎内史册命豆闭”。

扬簋：“隹王九月既眚霸庚寅，王才周康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徒单白内右扬，王乎内史史敖册令扬”。

虎簋盖 一般认为属于穆王时期。

在与井叔有关的免尊、免簋、趩尊中，免尊的形制与临潼南罗一号墓铜尊相似，惟免尊腹部更为粗壮，有所区别。南罗一号墓的时代为穆王。因此，免尊、免簋、趩尊也应该属于穆王时期。

和走簋、师毛父簋、豆闭簋、师奎父鼎、辅师□簋一样，可以和丼白相联系的还有长甶盉和五祀卫鼎。

长甶盉中记有“穆穆王蔑长甶”，是穆王时期的标准器。五祀卫鼎铭文中有“余执共王卹工”，一般被认为是共王时期标准器。

1975年岐山县董家村一个西周窖穴中出土了裘卫所作之器四件：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廿七年卫簋。其中的廿七年卫簋所记的册命过程如下：

“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大室，即位。南伯入佑裘卫，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赐卫…”。

与廿七年卫簋中朝觐礼仪相同有以下铜器。

吴方彝盖：“隹二月初吉丁亥，王才周成大室，旦，王各庙，宰胐右乍册吴，入门，立中廷，北乡，王乎史戊册令吴……唯王二祀”。

王臣簋：“隹二年三月初吉庚寅，王各于大室，益公入右王臣，即立中廷，北乡，乎内史敖册命王臣”。

吴方彝盖和王臣簋的王年同在二年，吴方彝盖的日辰为“二月初吉丁亥”，王臣簋的日期是“三月初吉庚寅”。两者历月相差一月，而干支只相差三天，它们不在一个王世是显而易见的。一般认为王臣簋属懿王时期。吴方彝盖的时代无疑在共王。由此可见，有可能从共王即位之时起，就开始在册命过程中增加了“入门，立中廷，北向”的朝觐礼仪了。所以，走簋、师毛父簋、豆闭簋、师奎父鼎、辅师□簋不可能属于共王时期，当在穆王世。

扬簋中的“司徒单白”即三年卫盉中的“单白”，由朝觐礼仪可知，扬簋时代不在共王，也应该属于穆王时期。

从朝觐礼仪来看，望簋的时代应该在共王。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则最早也要在孝王时期。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四年盨的年代应该定在穆王时期。其中的“司马共”与师晨鼎、师俞簋盖、谏簋中的“司马共”应当是同名而不同王世的两个人。“史年”与望簋中的“史年”是否为同一人则难以判断。

 

有关铜器中“史囗”或“内史囗”与“年”字的字体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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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

(修订稿)

摘要

 

自郭沫若先生1932年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以来，西周金文断代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西周金文的断代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一系列的专著和专论问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然而，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特别要判别王世,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课题。所以，唐兰先生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一文中曾经提出：“我们应该把大量的资料全部摊开。从其内在联系，从有关文献记载，从出土地点，从器型、装饰、图案、文法、文字、书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去粗存精的做耐心的细致的研究。”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器型、装饰、图案方面的类型学研究成果比较大，文字方面的类型学研究也有人在做。但是，文法方面的类型学研究却基本无人问津。笔者斗胆在金文文法方面试了一下水。在232例铭文中筛选出25例行用“对扬王休”铭文，16例王蔑历铭文，89例王册命铭文，经过归纳整理，分别得出3个类型表，然后再在理顺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得出了《西周制度用语演变表》，判定了132例西周铜器的相对年代，给出了50个推定西周王年的历日支点。

《西周金文若干制度用语演变表》意义在于：文法方面的类型学研究可以在当前见仁见智的情况之下，一举解决一些纷争日久的问题。如“安州六器”和“王在厈”诸器以及“吴盉”的年代问题。

 

关键词：西周　金文　制度　铜器　断代

 西周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1.pdf

西周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2.pdf

西周制度用语的演变与铜器断代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