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学

保定王某

山海经学
    由于历史的机缘，为了对人类负责，我不得不勉强的开创山海经学了，真诚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山海经学的宗旨是科学客观的揭示古耤《山海经》的真正价值，用纯科学的手段取得自西汉以来《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这并不是说在我之前的研究《山海经》的人们智慧不够，努力不够，而是完全依赖于新资料的出现。
    长期以来《山海经》在文学方面的发展是充分的，虽然一直都有人执着的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和历史记载，但随后展开的讨论和出示的证据都似乎不太令人信服，所谓《山海经》研究的第一次真正突破就是在这个方向。历史是社会集团的历程记载，是社会集团的维系纽带，是优势群体统治的舆论和凭据，是社会经验的积累工具。具有极大的功利性，这样在更换统治群体时，以前的历史就极有可能被刻意隐瞒。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感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在中国，一直存在一个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的特化的世袭史官制度，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史家的阶层，由于《史记》的巨大影响，史家文化在汉代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而产生了连续两千余年的二十四史，也就是我们所称的正史。正史的内容详实而丰富，是不可替代的，即使用考古学的方法也很难重建正史的内容，而人们基本上不怀疑正史的真实性。这完全是因为对史家文化的信任。我们可以看看史家到底是怎样一个面貌，《史通·外篇·史官建置》记载：“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国语·楚语》记载：“有事不书，是史失其职守。”《左传》记载：“夫诸侯之会，其德行礼仪，无国不记”。《礼记》记载：“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太史（齐国世袭史官）书曰：‘崔杼（齐国实力人物）弑庄公（齐国国君）’，崔杼杀之。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帝曰：‘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也。善恶必记，戒人主不为非法，未闻天子自观史也。’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记邪？’对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载笔，君子必书。’”很显然，这是一个根基很深的，地位很高的，享有特权的，非常具有职业精神的特殊阶层。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只有中华文化留下了庞杂的书面历史。然而汉前的历史却是不完整的，越早期越支离破碎，显然是被忽略和隐瞒了。那么有独特凝重史家文化的汉民族的历史到底有多远呢，这群意志坚定的史家人物能不能创造出什么更为惊天动地的奇迹呢，山海经是不是史家文化的更早成果呢。山海经为什么会和历史相联系呢，一，史家的两个最经典的人物决定了山海经出身的高贵性，司马迁，西汉武帝时期家族世袭史官，史家的再造者，《史记》的作者，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豐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史记引述了很多书藉的内容，但无一例外都是堪称经典的书籍，这些书藉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的主杆，看看这些列出的书籍就很说明问题《尚书》《五帝德》《帝系姓》《春秋》《国语》《夏小正》《颂》《诗》《秦纪》《周官》《王制》《五帝系谍》《诗传》《传》《周书》《易》《论语》。在司马迁论述西域的时候虽然他看不懂，理解不了，不敢评论了，但还是不得不提到的《山海经》，形式上是提出了质疑，实质上是证明了《山海经》无比高贵的身份和正统地位。在他眼里《山海经》是和《禹本纪》相提并论的。太史公学问高人品好，自己都不相信了硬是带出了《山海经》。潜语言是什么呢，就是我做为史官不是不知道去研究《山海经》，《山海经》也理所当然的应该写在《史记》上，只是太荒唐了我不敢往《史记》上写。毫不夸张地说他的严肃的史学态度在两千年后仍然在感天动地，历史将会证明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又一个无与伦比的贡献。而史家的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刘歆，西汉末期家族世袭史官，《三统历》的作者，《七略》的作者，古文经学的首倡者，王莽的开国国师，整理并极力向皇帝推荐《山海经》说是唐虞历史。这是他汉建平元年四月也就是公元前六年呈给汉哀帝的《上山海经表》：“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於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危区於丘陵，巢於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所希至，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