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法律术语“同居”研究

若蝶之慕

[摘要]文献中对“同居”的解释多采纳颜师古的注释，然而颜师古的注释只是特定语境下一种解释。睡虎地秦简中出现“同居”一词后，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日本学者提出“同居指同一户籍的人”的意见相当有见识。“同居”是一个用于界定“同一户籍中与相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人连带责任”的法律术语。通常情况下，最广义的“同居”指同一户籍中除相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亲属。西汉时期引入“同产”作为法律术语，“同居”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同居数”是一个“同居划分财产”的法律术语。“同居”、“同产”等法律术语在日常中的广泛使用，使其成为一种划分责任或享受待遇的专用词。

[关键词] 秦汉 简牍 法律术语 同居 研究

      唐代颜师古在《汉书•惠帝纪》中，认为“同居”是“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见与同居业者”。事实上，颜师古的注释只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一种解释，因后世学者未明此意，为“同居”产生不同的认识埋下伏笔。睡虎地秦简中出现“同居”一词后，学界对其有着不同的看法，其中整理者将其定义为“一户中同母的人”，成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又提出不同的看法，也有学者意识到颜师古的注释是一种“就事论事”。[1]笔者通过勘校睡虎地秦简注释中存在的问题，来修正整理者提出的观点，并试图对“同居”与“同产”及其关系进行界定。

      一、注释问题及勘校

     《法律问答》对“同居”做出如下的解释：

      简二二：“‘盗及者（诸）它罪，同居所当坐。’可（何）谓‘同居’？•户为‘同居’，坐隶，隶不坐户谓殹（也）。”

      简二○一：“可（何）谓‘室人’？可（何）谓‘同居’？•‘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室人’者，一室尽当坐罪人之谓殹（也）。”

      笔者认为睡虎地秦简整理者对简二二、简二○一的注释都存在问题。具体勘校如下：

      ﹝一﹞简二二的注释问题

      整理者认为“同居所，即同居，见《秦律十八种中》的《金布律》‘官啬夫免’条注（一○），并参下‘何谓室人’条。”又将简文中“隶”字解释为“奴隶”，认为“古时奴隶犯罪，其主要承担责任，《汉书•游侠传》所载‘原巨先（涉）犯法’一事可供参考。一说，此句意为主人犯罪，奴隶应连坐。” [2]

      勘校一：整理者将“同居所”视为一个整体来解释显然有误。秦汉时期“所”字常被用于主谓结构，在文中并无实际意义。简文中“同居所当坐”即此结构。《汉书•高帝纪》“五年诏”有“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詔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於吏者，亟与。”此句之意可理解为“诸侯子及从军归者所当求於吏者”。《汉书•董仲舒传》：“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可知简文中“所”应与“所当”连读。“所当”的反义词即“所不当”。张家山汉简《贼律》有“其以避论，及所不当得为，以所避罪罪之。”“当”即“应当”。《史记•陈涉世家》：“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坐”即“相坐”、“连坐”。《史记•商君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汉书•文帝纪》：“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因而“所当坐”即“所应当相坐”。故简文并无所谓“同居所”的说法。

      勘校二：整理者认为“隶即奴隶”也有误。笔者认为“隶”当读作“逮”，即“逮捕”。《说文》：“隶，及也。”段玉裁注：“此与辵部逮音义皆同，逮专行而隶废矣。”《玉篇》：“亦作逮。”《汉书•法刑志》有“逮繫”一词。颜师古注：“辞之所及，则追捕之，故谓之逮。”可知此句即“户为‘同居’，坐逮，逮不？坐户谓殹（也）。”简文中“不”字为未定之辞，《史记•蔺相如传》：“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东晋陶潜《游斜川》：“未知从今去，当復如此不？”皆为此类用法。“谓”即“说”。《广雅》：“说也。”《广韵》：“言也。”因而此句之意即“户为‘同居’，相坐而逮捕时，逮不逮捕？相坐其户之说也。”由此可知，“同居”是与“户”相挂钩的法律术语。

      ﹝二﹞简二○一的注释问题

      整理者认为“同居，上‘盗及诸它罪’条云：‘户为同居。’《史记•商君列传》：‘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所以秦的户是较小的。独户母，一户中同母的人。《唐律疏义》卷十六：‘称同居亲属者，谓同居共财者。’与简文不同。”[3]

      勘校：整理者将“独户母”连读也存在问题。按整理者的说法，“同居”就成为“一户中同母的人”，显然是缩小“同居”的范围。此问题将在后文予以考证。此条关键在于“母”字的解释上，整理者以“母”解释为“父母”之“母”，从而将“母”理解为“同母”。如简文想表达“同母”之意，往往都是书作“同母”，无论是简牍还是文献都有案例可循。日本学者佐竹靖彦释“母”为“毋”，通“贯”，“独户母”即“一个户贯”。富谷至进一步认为“户贯即户关”，也就是“门闩”的意思。“独户母”就是拥有同一个门闩的居住房屋。而最初的户籍登记以同一住所为基础，因此，“独户母”应指登记在同一户籍上的人。”[4]笔者认为将“同居”解释为“同一户籍上的人”很有见地，但将“母”改为“毋”，与“贯”字通用，再作解释过于牵强。古文“母”与“毋”虽形相近，但却很容易辨认。段玉裁《说文》注：“《广韵》引《仓頡篇》云：‘其中有两点者，象人乳形。竖通者即音无，按此就隷书释之也。’”此条释文当无误，主要是断句上存在问题，当断句为“‘同居’，独户，母之谓殹（也）。”“独户”与“单户”、“一户”同个意思，与简二二“户为同居”的解释相吻合。“母”字可解为“亲属”之意。《汉书•高帝纪》：“魏王豹謁归视亲疾。”颜师古注：“亲谓母也。”《礼记•大传》：“亲者，属也。”《史记•律书》有“十母”之名，《康熙字典》载“十母即甲乙之属”。可知简文“母之谓”即“亲之谓”，意为“亲属”，此与《唐律疏义》“称同居亲属者”也相吻合。

      二、同居与同产及其关系

      按上述勘校可知，“同居”是相对于“户”而言的法律术语。秦汉时期“户”即编户，是以“同一户籍”为管理对象的基本单位。“编户”一词出现于《史记•货殖传》、《淮南子•俶真训》，是战国以后户籍制度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同居”是一个以“同一户籍”作为判断依据的法律术语。秦国户籍制度起源于商鞅变法。《史记•商君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后来又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整理者据此认为“秦户较小”，然而秦户并没有因这一政策而保持较小的规模。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的“家书”中，称“家室外内”并希望其“母亲寄钱”，按颜师古的注解来看，显然这一家具备“同居”的性质。《里耶秦简》所记载“南阳户”中就有兄弟为同一户籍的现象，因而此二者可相互佐证。

      为什么秦户会出现情况？主要原因就在于秦国实行军功授爵制，按爵位的高低和身份的贵贱授予相应的田宅，个人财产以户籍进行登记，从而使家庭财产与户籍捆绑在一起。在这样的前提下，户主就拥有管理家庭财产的大权。随着子孙后代的不断繁衍，就必然会出现爵位和财产等继承问题。继承人往往只有一个人，其他兄弟要么与户主同居业，要么划分财产或另谋出路而自立门户。由于秦国实行“耕战国策”，参与农战成为秦民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在社会流动性较低和谋生手段单一的情况下，选择与户主同居业就会成为普遍的现象。这就客观上导致秦户规模不断壮大的主要原因。秦国的户籍管理深受商鞅思想的影响，户籍制度是“以户为管理单位”而设计的“牧司连坐法”。因而就产生“同居”这一法律术语，用于界定“同一户籍中有亲属关系的人连带责任”，此即简二二所说的“相坐其户”。由此可推测秦律可能未引入“同产”一词作为法律术语，这也是商鞅变法中对户籍制度设计的内在要求。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士五（伍）甲毋（无）子，其弟子以为后，与同居，而擅杀之，当弃市。”按张家山汉简的规定，“弟子”当称为“同产子”，可作为秦律无使用“同产”这一法律术语的佐证。

      西汉初期在继承秦律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对秦律进行相应的改革，其中户籍制度就体现这一点。张家山汉简《户律》：“自五大夫以下比地为伍，以辨囗为信，居处相察，出入相司。”在继承秦律“牧司连坐法”的基础上，又引入“同产”的概念作为界定“具有同一血缘的人连带责任”的法律术语。“同产”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墨子•号令篇》：“自死罪以上，皆逮父母妻子同產诸男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是否根据新形势引入“同产”的概念，目前尚未发现有相关的证据。汉文帝废除“相坐律令”后，“同居”就失去应有的作用，并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汉书》除《惠帝纪》、《张释之传》各有一“同居”记载外，其他篇章已不再出现法律意义上的“同居”一词，取而代之是广泛使用“同产”的法律术语。

      “同居”与“同产”的区别，本质上在于二者不同的功能定位。“同产”的范围要大于“同居”的范围。张家山汉简《户律》：“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勿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者。”“同产”就包括“同居”和“不同居”两种类型。“同产”还可划分为“男同产”、“女同产”和“父同产”、“母同产”等类型，这在《汉书》等文献和张家山汉简《置后律》中都有记载，在此就不再一一列举。秦律中“同居”是以“同一户籍”和“亲属关系”作为判断的依据，但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范围。《金布律》：“毋责妻、同居。”“同居”指同一户籍中除其妻以外的其他亲属。需要指出是当时的奴隶虽然登记在户籍上，却只是主人的一种家庭财产。如果当事人及其同居被治罪，奴隶将被没入县官（即官府）。这也是为什么简二○一称“同居”为“亲属之谓”的主要原因，正是为了排除奴隶作为同一户籍的因素。《法律问答》：“律曰：‘与盗同法。’有（又）曰：‘与国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甲诬乙通一钱黥城旦罪，问甲同居、典、老当论不当？不当。”“同居”指同一户籍中包括其妻在内的所有亲属。《汉书•惠帝纪》：“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同居”指同一户籍中除其父母、妻子以外的其他亲属，这与颜师古的注释相吻合。

      三、同居数的考证

      张家山汉简《置后律》中又出现“同居数”的概念，整理者认为“同居数即同一户籍”。[5]有学者据此认为“同居”存在“同居同籍”和“同居不同籍”两种类型，[6]并引证《日书•甲种》“入客戊辰、己巳、辛酉、辛卯、己未、庚午，虚四彻不可入，客、寓人及臣妾，必代居室。”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能说明是法律意义上所称的“同居”，况且秦汉时期很流行“养客”，但这些人是由《游士律》来规范的，其与主人之间体现另一种法律关系，因而不能将其归为“同居”的范围。《汉书•五行志》：“成帝河平元年，长安男子石良、刘音相与同居。”此“同居”与法律术语的“同居”不同，故颜师古注释为“二人共止一室”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将“数”解释为“户籍”并没有问题，但并不代表此处之“数”可解释为“户籍”。“数”在简文中当指“分数”，即“划分财产”，因而汉律中“同居数”一词当是一个“同居划分财产”的法律术语。《置后律》有两处用到“同居数”，即“诸死事当置后”、“死毋子男代户”，这两情形可视为以财产继承为主要内容的变更方式。某种意义上它是具有可分割性，因在财产继承上“同居数”往往被列为最后一种继承方式。“诸死事当置后”条中使用“同居数”时提到“毋大父以大母与同居数者”。“与”是一种并列关系，“与”的使用更加印证这一推测。《户律》也有关于划分财产的相关规定，例如“民大父母、父母、子、孙、同产、同产子，欲相予奴婢、马牛羊、它财物者皆许之，輒为定籍。”这些人都可归类为“同居”的范围。此外，张家山汉简《置后律》简三八七也有一例使用“同居数”的情形。简文“夫同产及子有与同居数者，令毋贸卖田宅及入赘。其出为人妻若死，令以次代户。”我们将“同居划分财产”放入简文中，就会发现其比“同一户籍”的解释更符合文意。“诸死事袭爵”和“同产相为后”则未使用，这说明“同居数”解释为“同居划分财产”是可行性的。“袭爵”因爵位的不可分割性而不能使用这一法律术语。“同产相为后”则是在没有直接继承人的情况下，选择其他亲属作为其继承人，因而并不存在“划分财产”的情形。故张家山汉简《置后律》中“同居数”是指“同居划分财产”的概念。

      综上所考，“同居”是用于界定“同一户籍中与相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的人连带责任”的法律术语。通常情况下，“同居”是指同一户籍中除相对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亲属。西汉时期引入“同产”作为法律术语，使得“同居”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同产”是用于界定“与相对当事人具有同一血缘的人连带责任”的法律术语。“同居数”是一个“同居划分财产”的法律术语。“同居”、“同产”等法律术语，随着日常行政的广泛使用，又逐渐成为一种划分责任或享受待遇的专用词，这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1]賈麗英：《秦漢簡牍“同居”考論》，石家莊學院學報，2013年3月，第15卷第2期。

[2]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注释部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3]同注[2]，釋文注釋部分，第142頁。

[4]同注[1]。

[5]張家山二四七號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9頁。

[6]同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