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50年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读了唐兰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字学》、《古文字学导论》、《殷虚文字记》和《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等书。《中国文字学》是在解放前夕由开明书店出版的，解放后被当作廉价书卖。50年代初我在上海念高中的时候，在福州路的廉价书店里用两千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两毛钱）买到了这本书，但认真加以阅读则是进大学以后的事。
我进大学不久，就迷上了甲骨文。胡厚宣先生30年代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听过唐先生的课。他在给我们讲课的时候对唐先生很推崇，所以我积极找唐先生的书来读。正是唐先生的这些书，使我能够在学习和研究古文字的过程里，较快地走上一条比较正确的道路。
1956年我做了胡先生指导的“甲骨学与商代史”研究生。当年冬，胡先生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跟随胡先生到历史所，以复旦研究生的身份在先秦史组学习。1957年，历史所把《古文字学导论》刻写油印，发给年轻的研究人员学习，并请唐先生来所作了一次关于古文字的演讲。我是在这次演讲会上第一次看到唐先生的。
而我第一次跟唐先生面对面地交谈，则是在1958年。我被派去参加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项目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筹建工作。在郭宝钧先生领导下从事殷商段的陈列设计工作。新馆的陈列品，绝大多数需要从全国有关单位征调，调的还几乎都是顶尖的精品。这件事在今天是绝对办不到的，但在那时各单位都大力支持。殷商段的陈列品有不少需要从故宫博物院征调。当时唐先生好像是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唐先生看了调拨名单，微笑着说，调是要调的，但是没有必要调那么多。接着就用笔在名单上划掉了很多项。他所划掉的，在名单中都还有同类物品，新馆的陈列不会受多大影响，我觉得唐先生把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好。我便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向唐先生请教了一些问题。现在还记得的，是关于“ ”字的问题。我问先生这个字应该怎样释。先生说，你就释作从“网”从“隹”的“”(zhào)好了，这个字是见于《说文》的。唐先生对“”（zhào）字的考释乃是他的创见，决没有受过他人影响。
1960年底我分配到北大中文系工作。1962年，系里请唐先生给本科高年级生开文字学，让我当这门课的助教。朱德熙先生在《纪念唐立庵先生》一文中，说唐先生在西南联大时“上课从来不带讲稿”。这次上课也还是这样，只有一次由于要举的一个例子情况比较复杂，才带了一张抄有这个例子的小纸片。尽管先生没有讲稿，课却讲得很有条理，语言也很顺畅易懂，听起来很舒服。
先生讲课，喜欢批评郭沫若先生，时常说这个郭沫若讲错了，那个郭沫若讲错了，但却很少批评别的学者。我想这说明唐先生很看重郭先生。他觉得郭先生有资格挨他批，那些“自郐以下”的，他就不屑于提了。
大约在1972年或稍晚一些的时候，语言研究所为了扭转“文化大革命”中语言研究陷于停顿的局面，在北京召开过一个讨论如何开展语言研究的会议。有一件事的印象很深。唐先生的个人计划中有一项是《说文解字》研究。在唐先生发言之前，以研究《说文》著称的陆宗达先生已经发了言，他的计划里当然也有《说文》研究。唐先生提到了这一点，并带着微笑说，他们两位的书将来写出来，一定是很不一样的。听了唐先生的话，有不少人笑了。唐先生所以这样讲，显然是由于陆先生继承了章、黄《说文》研究的传统，而他则要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去研究《说文》。唐先生研究《说文》的书没有写出来，实在可惜。
工作中唐先生对晚辈向来毫无架子。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整理工作，是唐先生负责的。我没有参加这项工作。这部书的释文在《文物》上发表后，我对着帛书照片读了一遍，对有些字的释法有不同意见。唐先生知道了，就在一天傍晚下班以后，拿着刊登释文的那本《文物》，到我的临时宿舍里来找我，把我的意见逐个记在有关释文旁边。唐先生比我大三十四岁，是我的老师的老师。他知道我对释 | 
发表于 2009-10-17 08:00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