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了解的陈寅恪先生，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先谈儒生思想。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听说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冯友兰先生，一位
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陈寅恪先生，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曾作过《讨粤匪檄》，檄文的主要内容就是讲中国的名教，讲孔孟之道，讲弘扬儒教；说太平天国要破坏中国的名教，破坏中国的孔孟之道，要搞耶稣，搞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以曾国藩的思想的核心及他一生的行为、言论的表现都可以说是典型的儒家。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当然，介于湘乡南皮之间的说法是比较早期的说法，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说法，到了60年代陈先生晚年是否依然如此呢?我觉得是没有根本的改变的。关于此点，吴雨僧先生在他的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说寅恪的思想没有改变，还是跟他开初想的一样。
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教授哲学史的报告中，又说思想出入于“咸丰同治之际”，为什么陈先生不说“同治光绪之际”或“光(绪)宣(统)之际”，而说“咸丰同治之际”呢?至今我对此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我只有想，曾国藩是死在同治十一年(1872)，是否陈先生所说的“咸丰同治之际”是与“湘乡南皮之间”相呼应，以推崇曾国藩呢?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他在给王观堂的挽诗中已经讲了关于儒家传统文化。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一些学生见陈先生行跪拜礼，也跟着行跪拜礼。实际情况我不大知道，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陈先生在王静安先生入殓时行的是跪拜礼，这个就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陈先生不行洋礼三鞠躬，而行传统跪拜礼。
还有一个例子，我也是听别人说的。说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这说明什么?这是过去时代很严格的旧式家庭的礼教，指导这种礼教行为的是什么思想呢?当然是儒家思想，是孔孟之道。
还有一个例子。今年暑假，天气太热，我看新近出版的《郑孝胥日记》。《郑孝胥日记》共五本，两千多页，我用五十天的时间翻了一遍。郑孝胥死于l938年，散原老人是“七七事变”后，拒绝服药、进食，在忧愤之中过世的，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当时做汉奸的郑孝胥与散原老人是老朋友。郑孝胥在东北与另一位叫陈曾寿的老朋友谈到散原的去世，非常悲哀。他居然也悲哀!他不知道自己与散原实际上是完全对立的两个立场。l937年下半年，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听说散原去世了，在他身边有一个儿子，就是在清华做教习(他不用教授)的那个儿子。他说，这个儿子既不给散原开吊，自己也不服丧，言外之意，似乎这个儿子是离经叛道的。1937年冬，郑孝胥从东北跑到北京来，在某一天日记中，他写道：到散原家吊唁，见到陈隆恪及陈登恪。郑孝胥在东北听到的谣言，说陈寅恪先生不为父亲开吊、不穿丧服。我想是因为当时北平已经沦陷，陈先生才不愿意开吊，但是郑孝胥日记中说陈先生不服丧，是胡说八道。因为就
发表于 2010-3-11 0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