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于1920年在巴黎《亚洲学报》(JA)上发表一篇法文论文Le Proto-chinois, langue flexionelle,可译为《原始汉语为屈折语说》。此文中译文发表于《东方杂志》第二十六卷(1929年),当时的译名是《原始中国语为变化语说》,译者冯承钧,书中误为“冯成君”。
高氏1922年有一篇发表在《通报》(TP)上的英文论文,于次年即由林语堂译成中文,改题《答马斯贝罗(Maspero)论切韵之音》,刊登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1923年),书中把“季刊”误为“期刊”。
高氏名著《中日汉字解析字典》原书出版于1923年,其中一部分由王静如译成中文,题作《中国古音(切韵)之系统及其演变》,刊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1930年)。书中把译者名误为“王京如”,把登载该文的《史语所集刊》误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其后亦如此,皆误。
高氏于1926年用英文出版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题为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语文学和古代中国》),贺昌群把此书译为中文,改题《中国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书中把译者之名误为“何昌群”。
上世纪三十年代,史语所为纪念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寿辰,编集了厚重的《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下两巨册,上册于1933年出版,标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收录了高本汉的英文论文Some Turkish Transcriptions in the Light of Irregular Aspirates in Mandarin,见该书第175-188页。书中除将《史语所集刊》译为《中央研究院季刊》外,页码则误为311-322页(也可能原文有错)。
以上所举,都属细节,一般来说,也不影响读者阅读,但掩卷之后,终不免有些遗憾。近二十年来,对国外汉学和中国研究的介绍、评述、翻译以至专题研究数量越来越多,相关学术机构纷纷成立,外国汉学家访华日有所闻,这“国际汉学”也渐成“显学”,成果累累。但细察之,其中固不乏填补空白的精心之作,而学术泡沫亦复不少。至于翻译作品,可以说大多数都存在知识性的错误。究其原因,主要并非译者的外语水平低或不认真,而是对学术史和相关专业信息了解不够,往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此,笔者颇感在繁荣的背后,实存隐忧,因为成果数量的增加,并未伴随质量的提高。研究任何学问,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问,都须从目录学入手。如果不掌握古今中外前人和时贤的已有成果,创新即无从谈起。在信息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获取资料的手段远远优于过去,但必须了解掌握的信息,也大大增加。对于从事海外汉学研究的人来说,要将相关信息融会贯通,博闻强记仍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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