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新中国出版六十年》(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宋应离、刘小敏编)是49位出版工作者根据自己60年来亲历、亲见、亲闻而撰写的回忆文章的结集,内容划分为:从宏观上全景式地展示新中国60年出版成就和经验、“文革”时期的出版、重大出版工程的总结与回顾、代表性出版机构的发展历程
、期刊出版、著名编辑出版家出版工作的经历和经验总结、印刷和发行及编辑理论研究等。下文为杨牧之撰写的回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兴衰起伏的文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悄然起步
新中国建立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出版社延续新中国建立之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出版。接着,《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这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
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随着出版社的组建和调整,古籍出版的范围由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
进入有组织、有计划阶段
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后来小组隶属于科学规划委员会),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形势喜人。
小组成立后,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二十四史”的整理做出具体安排。然而,“文革”开始后,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也全面停止。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1977年,《清史稿》出版,1978年,最后一种——上海方面承担的《宋史》出版。至此,历经20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最终完成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这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创立,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
开辟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新时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从1977年开始,“文革”前已经付型而未及付印的古籍陆续出版,1980年全国整理出版古籍已达138种。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即37号文件),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开辟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新时代,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2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1999年5月,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
回顾过去60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繁荣,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兴盛的基础。建立和健全一支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