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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1901-1979），原名张佩，又名佩兰、景兰,号立厂（又作立庵），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月，唐兰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秀水兜，其父唐熊徵以买卖水果为生，出身寒微。据《唐兰传》作者鲍志华先生书中描述，唐兰出生前正值小寒，其父唐熊徵陪伴夫人临盆，一夜未眠，踱至衣柜欲取棉袍御寒，忽然闻到一股幽香，放眼望去，只见书桌上的蕙兰竟在风雨之夜绽放出一簇红色大花，在青翠挺拔的叶片中暗香浮动，沁人心脾，名贵的兰花莞尔盛开，儿子顺利降生，乃是祥瑞之兆，遂取名唐兰。
唐兰先生幼时天资聪明，好学上进，课外自学的必修课是临帖习字和读书，10多岁时，已从临习《多宝塔碑》为主转向临习《石鼓文》《张迁碑》等，同时，由此及彼，注重阅读中国古文学、古代史学等书籍。小学毕业前，他的房间墙上贴有三尺白宣横幅，上书“立志宜高大，用功宜笃实”。由此可见，唐兰从小的志向已十分远大。1912年（民国元年），唐兰就读嘉兴县乙种商业学校。毕业后，师从嘉兴名医陈仲南，习岐黄之术，悬壶项家漾并开办景兰医院，医道平平，未鸣于世。行医至1920年，辑《喉痧汇编》（已佚）。1921年，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攻治小学，渐及群经。这时他的天资得到喷发，在校期间和同乡王蘧常有“唐奇王怪”之誉。1923年毕业考获第一，得奖金500银元，以此用作北上发展的基金。1924年至1934年十年间，唐兰做过家庭教师，在天津主编了《将来》月刊、《商报文学国刊》，后任《东北丛书》主编，同时兼任东北大学讲师，并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师范大学任讲师，讲授金文、古籍新证及诗、书、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旋又代讲甲骨文。1934年，与张晶筠结婚，时年34岁。是年，作《殷墟文字记》和《甲骨文编》序等。1935年后，唐兰在古文字学术研究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先后编作《古史新证》《古文声乐》序和《周殷地理考》《陈常陶釜考》《关于“尾右甲”卜辞》《古文字学导论》等，并受聘于故宫博物院，任金石鉴定委员会专门委员。唐兰自此开始与故宫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1979年逝世。
从抗战爆发到解放前夕，唐兰一直担任西南联大、北大教授之职，并从事古文字学及青铜器铭文、甲骨文文字研究等工作，相继发表了《未有谥法以前的易名制度》《关于岁星》《吕大临考古图释文跋》《天壤阁甲骨文存》《新出殷墟文字学书六种》《苏秦考》等，著有《六国青铜器铭文研究》《高本汉音韵学批判》，但此两书手稿未发表，已佚。
解放以后，唐兰担任故宫博物院设计员、研究员兼北大教授。1954和1955年先后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和故宫博物院艺术委员会主任。1956年任故宫博物院陈列室主任，至1960年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革期间遭迫害，下放到湖北省“五七”干校劳动。1973年回到北京从事参加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竹简的研究整理工作以及对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的研究。在长达近半个世纪中，唐兰把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岁月致力于中国文字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为我国的文博事业以及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唐兰先生对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有他自己独到的论点，且工作一丝不苟。1960年，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管会出版了《青铜器图释》，唐兰在“序言”中论述了这些青铜器的重要性。同样，1981年，唐兰在《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中更详尽描述了对周昭王时代青铜器铭五十三篇的考释，内容涉及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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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陈梦家是“学者”吗？
唐兰
（《中国语文》1957年11期）
在大鸣大放期间，向党迸行恶毒的猖狂进攻的右派分子除梦家是“学者”吗？不是的。他是“冒牌学者”，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热中，不择手段地拼命向上爬的野心家，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市侩，是一个不懂装懂，假充内行，欺世盗名的骗子。
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在“抗战”以后，到1944年依靠了以新月派为主的种种社会关系，很快地往上爬到了“教授”。在抗日战争最危急的关头，“想在国际上成名，到美国过美国式的生活，无耻地接受世界上最大的剥削家罗克菲勒的津贴，为他们服务。以研究铜器为名，实际上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赞助了美国豪商、军人、官僚劫夺我国的铜器”。1947年到清华，和商人们拉交情，博取在古董商人间的威信，“从流氓诗人变为市侩学者”。他还妄想“把自己成为国际权威”。 只是由于北京解放了，“这些狂妄的野心和梦想”不得不结束，但他说“只是暂时掩住而已”。因此，他对党仇视怀恨在心，“抱着有一天、有东山再起之望”。在 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后，他认为这样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可以“东山再起”了，就发疯似地到处发言、写文章、拉拢、挑拨、点火、放毒箭，从各个 方面来向党进攻。
由于他过去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由于三反中他是大老虎，所以在思想改造时不得不被迫自认为“流氓诗人，市侩学者”。但他抱着市侩不妨市侩，学者我自为之的态度，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总还认为自己有一批资本，共产党总有一天还需要重视他。别人学马列主义，他可以不需要，他有“旧学问”。他敢于吹嘘有七 十万字的大书，“并不违反马列主义的精神”。所以他敢于反党、反马列主义。
他自我吹嘘的“学术上的成就”是什么呢？据说有“旧学问”，是“文字学、金石学、古器物学、历史事实考证、地理考证等等”。他说，他“不但以一种专家自 居，而以种种专家自居”，他“装出样样都懂，样样都管，把自己装成万能的样子”。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所自我吹嘘的“旧半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 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
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 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那时，赵孟壶刚发现，我根据马衡先生的意见，曾写过一篇跋，铭文大意是赵孟和王（即吴王夫差）在黄池之会相见时，刊主赏给赵孟的傧介一些铜，这个傧介用铜 来做了祭器。陈梦家想借这个题目出一下风头，但可惜连赵孟是赵鞅都不知道，他还以为晋国只有一个赵孟就是赵盾来和我争论，是我把《左传》翻给他看，他才认 输了。但他终于写文章攻击我不懂文法，他十分可笑地把“王”又叫做“禺王”；把状词“于”字当做“在”字用；把傧介的介解释成赏赐；把应该赏赐意义的 “惕”字解释为后代“冰敬、炭敬”的“敬”。因之，他把吴王夫差赏给晋国人铜，变成了赵孟送给吴王铜。这都是他所谓文法。他就是靠后台有人支持，发表了这一类荒谬文章而起家的。后来在昆明，我读到《战国策》把“黄池之会”称为“黄池之遇”，证明马衡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又写了一篇文章，痛驳他的错误，还特 别读给他听，他只好瞠目结舌，不作一声。
七七事变后，他正在南方，伪教育部在长沙设立临时大学，后来改为西南联合大学，他趁这个机会，到那里当教员，讲文字学，扶摇直上，不过五年，当上教授，因此，他又挂上文字学家的牌子。他常常摊出《说文》就讲，可是自己还不懂得，常常弄错，还是大言不惭。他从欧洲回来后，曾告诉我。他跟一位外国汉学家谈到于省吾先生，把“省”读做“省政府”的“省”，对方讥讽他说“恐怕是‘吾日三省吾身’的‘省’吧”，他认为这位汉学家真高明，实际上是自称文字学家的陈梦家 太不高明，把丑出到国外去了。
一直到1956年，他在《考古学报》第一期的《西周铜器断代》和第二期的《寿县蔡侯墓铜器》两篇文章里再三提出他的新发见，据说“‘奠器’和最常见的‘奠 彝’，不是尊彝而是奠祭时所用之器”。可惜得很，根据《说文》，这个字只是“尊”字，从宋朝以来研究铜器的人成百成千，都读《说文》，所以不会弄错，只有自称为金石学家、文字学家的陈梦家，不但没有读《说文》，连翻也不翻一下，连普通常识都没有，就胡诌起来了。他认为别人都不懂，只有他懂，敢于著书立说， 贻误学人。我在1956年故宫博物院铜器专门会议上对他批评过，他当时面红耳赤，承认错了，但1957年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寿县蔡侯墓出士遗物里，还是原封不动，他难道还有一丝一毫的学者味吗？
在他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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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我们把问题看得太清楚的时候，又无法掌控这些问题会给未来带来啥后果的时候。我想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对的。
唐之与陈，亦上百年为古学之异数，都是横空出世的黑马。后人继续这方面的学问，是绕不过这两人的。
陈昧于时势，唐之附庸，都是任何一名独立学者所要引为深诫的。昧则昧已，独立无附，又何其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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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5 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