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张政烺先生，是1978年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的“吉林大学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第一届古文字研究会年会。那次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张先生是发起人之一，也是最早的理事。后来知道，这是“文革”后中国第一个成立的学术团体。当时我和几位师兄刚考上研究生不久，在会上帮忙会务，也旁听与会代表发言。因此我有幸成为张先生那个著名演讲——“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现场见证人。虽然那时我们刚入行，对张先生所讲的内容似懂非懂，但已在现场感受到大家对张先生这一伟大发明的认可。这只要看看第二年刊登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上的会议纪要，你就不难想象。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关数字卦问题，虽然在张先生之前，李学勤先生曾有过一句话的猜测；在张先生之后，又有一些学者作了更细致的观察和讨论，但要论最大的原创性贡献，当然还得属张先生。
那次会上张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张先生拿了一本段注《说文》跟大家讨论新出土的中山国铜器铭文。那么厚的一本段注《说文》，是张先生自己带来的，还是临时借来的，我不记得了。但他拿着段注讲中山王鼎铭文中的最后一句“毋替厥邦”的“替”字，实在是非常精彩。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由一高一低两个“立”组成的字，并不是“並”字而是“替”字的初文。这个释法已被近年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再次证明是对的。但我们看看张先生原文，他考证这个字只用了十行字而已，简洁到不能再简洁了。第二件事，我注意到张先生讲古代的事，很善于拿后代的事打比方，一点都不呆板。他讲中山三器中的那件圆壶时，认为这篇铭文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多是空话套话，就像解放前他家乡山东荣成一带土财主出殡时的“辞灵告文”。还特别举例说，那些土财主实在无善可陈，于是“辞灵告文”中只能写写“你也曾骑马打枪，你也曾娶妻两房”之类的话。我们读了不禁哈哈大笑。这都见于当年会上散发的油印本论文中，可惜后来正式发表时，张先生自己都删了。
到了1984年冬天，我和汤余惠、黄锡全师兄博士毕业，那时于老已在数月前谢世，学校就按照于老的遗愿，聘请张先生和胡厚宣先生、李学勤先生来参加我们的答辩。我的论文题目是《〈古玺文编〉校订》，来参加答辩的先生们一方面鼓励有加，一方面也提出一些问题。张先生仍是那一贯的厚道作风，几乎没提什么问题，却表扬我说：“从前大家说段玉裁是《说文解字》的功臣，你是《古玺文编》的功臣，你的书很有用。”我听了既高兴又惭愧。
答辩后第二天，学校邀请三位先生演讲。张先生讲的是岳飞《满江红》词和“还我河山”字都是后人伪托的。虽然从张先生的讲演中，我们知道了这事前人已有怀疑，然而我们对这桩公案却是完全陌生的，所以也是听得稀里糊涂。只是惊奇张先生没拿什么讲稿，却在短短一个多钟头里，旁征博引，在黑板上写下二三十个人名和书名。这真印证了于老的说法。于老在世时曾说，他一生只遇到两个博闻强识、过目不忘的人，其中一位就是张先生（另一位是东北师大已故历史学家陈连庆先生）。只可惜当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而我们也正如一群初次接触京剧就来听余叔岩、梅兰芳的观众一样，完全是看热闹而绝不知深浅。
吉大演讲后，东北师大林志纯（日知）先生又来邀请三位先生去演讲。因演讲当天林先生要先在家设午宴招待三位先生，人不宜多，学校就只派我一人陪去。路上我问张先生，今天还讲《满江红》吗？张先生笑答：“我哪能脸皮这么厚，今天不能再讲这个了！”倒弄得我闹了个大红脸。
大概是九十年代中期，我去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访问，有院士请客吃饭。当时我们聊起台湾的院士制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们可以在全世界选院士，惟独不能在大陆选，如果可以的话，张政烺先生就应该是。”而且只提到张先生一人。我想，在大陆够当院士的前辈当然不止张先生一位，但在史语所院士的心目中，张先生显然是首选。这也反映出张先生在同行心目中的地位。
很遗憾，我没有跟张先生聊过古文字。我跟张先生聊得比较长的一次，是1989年在安阳举行的纪念殷墟甲骨文发现九十周年会上。我跟张先生说起最近书店卖的减价书中有许多新印明清小说，我淘回不少，其中有些是用上海话或苏州话写的，很适合我这个在吴语区长大的人读。张先生听后十分赞赏，并鼓励我说：“看小说好！要了解当时的社会，就要看
发表于 2012-5-12 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