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学问大,不用我来评价。我只是张先生晚年的一个学生,很多前辈师长比我更了解先生,不用我来多嘴。作为他的学生,我只想讲点当学生的体会。
首先,我想说的是,小学和中学时代,我是个坏学生。正是因为坏,所以咬牙跺脚发毒誓,将来一定要当个好老师。我原来的梦想是当个小学老师或中学老师,但插队期间,我真的当了老师,感觉很失败。我没想到后来会当大学老师,更没想到会拜在名师的门下,做我一生最想做的事。
其次,老实交待,我根本没上过大学。小学、中学都教不好,怎么教大学?今天,我之所以能站在大学的讲堂上,在张先生执教过的大学教书,实在非常幸运。我要感谢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老师,特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引领我走进学术之门的老师。比如俞伟超、李学勤、裘锡圭三位老师,他们都帮我改过文章。当时,俞老师给我鼓励最多,我叫“第一推动力”。我是在他的鼓励下,才报考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刘仰峤先生推荐和夏鼐先生安排,我也无缘于此。我当研究生是在1979年。最初,考古所是请唐兰先生当我的导师,但他突然去世,才请张先生当我的导师。张先生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呢?大家都看到了,他可不是那种手把手、站不直了就拿脚踹的老师。那是戏班子的班主,不是我理想的老师。我的老师,天高任鸟飞,后面没有风筝线。古之所谓师,礼闻来学,不闻往教。他是不问不教,但有问必答。他自己惜墨如金,但鼓励我多读勤写早出成果。比如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就是由张先生推荐并题写书名,于198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古人说,孔子学无常师。学无常师才能成其大。张先生是很多老师的老师,但他并不想当唯一的老师。我的老师不止一人。比如王世民老师、张长寿老师就是我在考古所的老师。我对张先生最最佩服的一点,说实话,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传衣钵,不立山头,不拉队伍。学问越大,人越谦虚。人越谦虚,越能容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大家都愿意当他的学生。
第三,现在执教北大,我一直在想,老师到底是干什么的?我理解,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学生并不是老师的私属。张先生在北大任教的年代,师生关系远比现在松散,凡是在校听课的人都是张先生的学生,张先生是大家的老师,不只是某几个人的老师,学术更有天下公器的味道。不像现在,老师拿学生当子弟兵或打工仔。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拉拉扯扯,彼此都用得着。张先生绝不是这样的老师。我记得,2007年,我在芝加哥大学,有个教中文的老师跟他的美国学生说,你可别忘了呀,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生父母”,这个学生毫无反应。因为美国没有什么“终生父母”。父母管小孩,顶多十几年,孩子一大,就自谋生路。人家没有啃老族,也没有啃小族。我理解,老师不是爸爸,他的职责不是给学生找工作,甚至找媳妇。明清小说不是有句话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理解,老师就是帮助学生做梦的人,“成人一愿,胜造七级浮屠”。梦是学生的梦,不是老师的梦。学生传老师的道,受老师的业,那是精神的继承,不是名位的继承。名分并不重要。凡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是学生;凡不拿老师当老师的,他就不是学生。甭管本事多大,地位多高,就是登记在册,甚至登堂入室,也照样算不得学生。
第四,张先生为人木讷,不善言辞,很多听过张先生讲课的前辈都说,讲课效果不一定太好。他自己说,我这个人,吃饭很慢,走路很慢,说话也很慢。这以今天的标准看,似乎不太适合当老师。张先生不是如今那种口若悬河,讲课类似电视表演的老师。但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在我看来,他是个古风犹存的老师,他更像舞雩台下和学生散步、阙里宅中和学生聊天的夫子,授受是在不经意之间。他的宽厚诚笃和寝馈于学是个浑然一体的人格。他是用他的为人教育我们。
古之从学,都是从人学起。书,只是老师的遗教。
一个好老师,口才当然重要,但基础的基础是肚里有货。培养学者,尤其如此。他得首先是个合格的学者。
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不学无术,何以为师?
学者本色在于学:热爱学习,善于学习。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一辈子,永远在学,永远在问,永远在做学问。当学生是学,当老师还是学。
张先生正是这样的学者,他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