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後記
屈萬里先生是我的祖父,然而因為歷史的陰差陽錯,我們這一代孫輩們都未曾見過祖父。在我的孩提時代,對“爺爺”的概念一直是模糊甚至缺失的。
祖父自1949年初赴臺,到1979年病逝,一直沒有機會回大陸,期間甚至連書信聯繫也中斷。至1995年,我的三叔屈世釗先生才得以去臺灣探親,而此時祖父已去世十六年了。三叔從臺灣帶回了一批祖父的手稿、書信、字畫等,後來這些遺物大都捐贈給了祖父曾供職七年之久的山東省圖書館。
祖父自號“書傭”,他的一生可以用幾個與“書”有關的詞來概括:讀書、伴書、載書、教書、著書。讀書指他在青少年時期的寒窗苦讀,也是他一生的習慣和嗜好;伴書指他在魚臺圖書館、山東省立圖書館、中央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多年的職業生涯;載書指1937年至1939年抗戰初期,他和王獻唐先生將山東省圖書館大量珍貴的圖書文物转運到四川,“載書漂流”,備歷艱辛;教書指他曾在魚臺、濟南、重慶、臺灣,以及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地多所學府執教,可謂桃李遍天下;著書指他一生著作等身,在先秦文學、經學、古文字學、版本目錄學等諸多領域均有大量著述。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他的研究成果卻較少為大陸國人所知,即便國學界也往往是聞其名而未讀其書、識其人。
半年多前,我接到上海中西書局的電話,說是準備出版先祖父的《尚書集釋》一書,這讓我有些意外,也有些興奮。先祖父的遺著終於可以在大陸刊行,讓更多的國人瞭解祖父以及他對國學的貢獻了。在此,筆者代表屈萬里的後人謹向中西書局致以誠摯謝忱。
今年是先祖父離別大陸六十五周年,逝世三十五周年,這本書能在大陸出版,無疑是很好的一份紀念。雖然這似乎來得有些晚,不過,總算走出了重要一步。相信它的出版,只是一代學人屈萬里先生的學術研究回歸大陸的開始。
屈煥新
2014年7月
於山東理工職業學院大學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