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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
刘辵豚
摘 要：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尹诰》被主流观点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本文从直接证据、竹简原始状况、简文内容分析三个方面论证了清华简《尹诰》认定为《尚书·咸有一德》证据不足。直接证据《缁衣》的引文只有两句17字相似，并且还有两句8字未出现在清华简中，根据直接证据不能确认清华简《尹诰》是《尹诰》；清华简著作大多篇幅较短、内容丰富繁杂、各篇之间关系不大，很可能是从众多著作中选出用于随葬的部分章节或私人手稿，旁证无法确定清华简《尹诰》是否为《尚书·咸有一德》；通过简文内容的分析，清华简《尹诰》写作水平较低，结构松散混乱，难以让人相信是先秦经典文章。清华简《尹诰》112字中有9处与8篇《尚书》中的内容或句式相类似。可能是学习《尚书》的习作或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篇章。
关键词：出土文献 清华简《尹诰》 《尚书·咸有一德》 小说《伊尹说》
《尚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和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清华大学于2008年7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李学勤先生在《清华简九篇综述》中认定清华简《尹诰》为《尚书》佚篇《咸有一德》：“《尹诰》是《尚书》佚篇，或称《咸有一德》，大家知道，《礼记》中的《缁衣》传系孔子之孙子思所作，里面有两章引有《尹吉》。其一章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一德》，今亡。’”[1]《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中《尹诰》释文也说明：“原无篇题，此系据《礼记》与郭店简、上博简《缁衣》所引确定。”[2]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由较为牵强，值得商榷。
一、认定清华简《尹诰》为《尹诰》的直接证据不足
《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中明确说明，竹简本身并没有篇题，是根据《缁衣》引文确定为《尹诰》。但引文只有两句话（十七字）相似，十七字中还有五个字的差异，根据注疏，意义也不完全相同。清华简《尹诰》原文：“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缁衣》引文：“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先秦写作有断章取义的修辞方法，在著作中常使用经典著作中的句子。清华简《尹诰》除这两处外，还有多处与《尚书》多篇内容或句式相似，如“非民亡与守邑”与《尚书·大禹谟》：“非众罔与守邦”。因为引文十余字的相似就确定为《尹诰》，显然证据不足。除此之外，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中的一篇。
另外，篇名确认的主要根据是今本《礼记·缁衣》，而《礼记·缁衣》对《尹诰》引文有四句，两句并不见于清华简《尹诰》。《缁衣》引文：“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中有两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并不见于清华简。根据科学标准，如果《礼记·缁衣》引文为真，清华简《尹诰》就不是《尹诰》。因为判断标准与被判定者之间有很大差异。
李学勤先生用“阑入”来解释《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差异，“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入。”但从逻辑上讲，这属于事后的解释，是特设性理由，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从科学角度看，用《缁衣》引文作为判断标准，引文的可信度就高于被判断者的可信度，以《缁衣》引文为判断标准判断清华简《尹诰》，就不能再以清华简《尹诰》作为标准反过来判断《缁衣》引文。否则就陷入循环论证。而且，如果差异的数量超出一定的范围，用于判断的标准就失去了价值。《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的差异非常大，几乎超过了一半，已经不能用于直接判断标准。
另外，虽然历史上围绕《尚书》有许多公案，但在清华简书写年代，《尚书》早已成为经典著作，其内容也基本确定。先秦的各种著作中大量引用《尚书》内容，传世先秦文献《左传》、《墨子》、《孟子》、《庄子》等等都大量引用了《尚书》，出土文献郭店简《缁衣》、《成之闻之》中也大量引用了《尚书》，足以见《尚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尚书》内容的确定性。《左传》引用《尚书》达三十余次，《左传》成书距清华简的书写年代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可知《尚书》在清华简书写时代已广为人知。地位如此重要的经典著作讹误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清华简《尹诰》虽然是出土文献，毕竟属于偶然发现的不知来历的俗本。清华简漏写两句的概率，远大于《礼记·缁衣》引文“阑入”的概率。是漏写还是阑入，可以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和内容进行分析。从内容语境看，《礼记·缁衣》引文的意义与清华简《尹诰》的意义完全不同，第三部分会加以分析。
郭店简、上博简的《缁衣》比今本《礼记·缁衣》少两章，其中一章包含四句引文中的三句。如果只以郭店简、上博简的《缁衣》引文为依据，则只有九字，其中还有一字不同。根据一句话就认定为《尹诰》，显然有失偏颇。
可能因为时间仓促，出土的先秦文献释读常常会出现错误。篇题确定错误的情况也出现在上博简《孔子诗论》中。[3]《孔子诗论》的内容现在看并不是“孔子的诗论”，是未知名作者的诗论，只是有几处引用了孔子的观点，都有明确说明。用《孔子诗论》的篇题很容易引起误解。
二、根据竹简原始状况，用统计分析方法判断，
无法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咸有一德》
现代科学技术广泛用于考古学，出土文献的整理、断代、识别、材质的物理性能分析、笔迹分析等都必须借助于科学方法。除此之外，统计分析、理想实验、实验还原等方法也可以用于出土文物的分析。
统计分析的方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进行数量关系分析的方法，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统计分析。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即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相互结合的方法，实质上也是一种统计分析的思想。出土材料具有真实、随机、有限等特点，但地下材料只可能是当时众多材料中极小的一部分，出土文献只能视为当时所有文献的随机抽样。只有借助于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才能正确地对当时文献的整体情况进行科学的判断分析。当然，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数学方法，使用统计分析方法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得出的结论也有严格的适用范围。
清华简《尹诰》是不是《尚书》佚篇，必须依赖现有证据进行分析。前面直接证据的分析，也是一种统计分析方法的运用，除此之外还可以对清华简的原始状况进行分析。笔者缺乏清华简的原始数据，无法做详细的数据分析。但通过现有公开资料的粗略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从竹简的原始状况无法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咸有一德》。
（一）从竹简的原始状况看，
清华简是一些零散的篇章或私人手稿。
首先，清华简来路不明，不能确定是随葬品、窖藏或者其他的埋藏方式，甚至不能确定是一处出土，还是几处出土。如果是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如郭店简、九店简、包山简等，可以通过墓主的身份判断竹简的地位。另外，浙大简入藏时装于木胎漆盒内，并且有遣册。上博简入藏时和泥水胶合在一起，保持原始状况。而清华简入藏时已经被整理过，装于塑料箱内，部分简用现代竹片衬托。[4]仅从竹简提供的物理信息看，清华简的考古价值低于浙大简、上博简、郭店竹简和包山简等。
其次，碳十四测定清华简的年代在公元前305年前后30年，当时处于战国中晚期，正是文化繁荣，百家争鸣的时代。此时距秦统一中国最晚仅50年时间，可以把所有的先秦著作看成一个判断的依据。先秦虽然距今已有2200多年，但依然留下了大量的传世著作。这些著作大多自成体系，在清华简年代之前的《左传》有27万字，在清华简年代之后的《吕氏春秋》有23万字，作为清华简《尹诰》判断依据的《礼记》有13万字。清华简包括残简不过2388支，推测原简约1700-1800支左右，估计只有几万字。仅从数量上看，清华简只是浩如烟海的先秦著作中极小的一部分，并不具有特殊性。
和清华简年代相近的出土文献有郭店简、九店简、包山简、上博简、浙大简等等。这些出土文献可以看成是当时所有著作的随机抽样。上博简有八十余种著作，清华简有六十余种著作，郭店简有十六种著作。这些著作内容繁杂，风格差异很大。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相互重合的著作很少，和今本先秦著作相同的也很少。结合当时繁荣的文化背景和传世文献看，可以推断出当时各种著作数量巨大，远远超过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一般而言，传世文献应该是一个时代所有著作中的精品，所以才能流传。而出土文献在无法判断作者和不考虑内容的情况下，只能当做普通的文字材料。如同今天我们随机抽取各种文字材料，这些材料可能是重要的著作，但概率更大的只是普通知识分子甚至是学生的习作或手稿。清华简在不考虑著作内容的情况下，并不具备特殊性。
所有先秦出土文献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多篇幅较短，内容繁杂，著作之间的相关性较小。清华简1700-1800支简包含六十余种著作，上博简1200余支简约3.5万字包含了八十余种著作，郭店简1万3千字包含了十六种著作。同类著作较少，加起来篇幅也不长。不同类著作的书写、字体、尺寸、形制等有明显区别。《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九篇著作中：六篇简背有次序编号；三篇简背有篇题；竹简长度大部分45cm，短的只有28.6cm，44.5cm，长的有47.5cm；九篇著作有七种字体[5]。竹简都是用毛笔书写，书写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可以通过实验还原的方法确定）。竹简用普通竹子制作，材料很容易获得。司马迁《史记》有五十余万字，都是用竹简写成。这么短的著作，这么多人书写在不同的竹简上，不合常理。比较合符情理的推断是，这些竹简只是墓主生前所有书籍中很少的一部分，可能是主人经常阅读的、喜欢的或者常用的书籍的部分篇章，或者是私人手稿或者私人著作，选取出来用于随葬。这也符合随葬品的特点。
战国中晚期，正处于文化繁荣时期，个人拥有的书籍也应该非常丰富。“学富五车”这一成语就是描写战国中期惠施的书籍有五车之多。先秦时期书籍大多用竹简书写，一部著作占的体积非常大。如果墓主人生前书籍较多，全部用于随葬不太可能，挑选一部分用于随葬，是比较合理的推断。这也可以解释，同一著作的出土文献与今本文献比较，出土文献很多章节有缺失。例如郭店简《缁衣》、上博简《缁衣》、郭店简《老子》、上博简《周易》等著作相比今本都有缺失。当然，这也有可能是某种丧葬习俗，也许和避讳有关系。清华简来路不明，不能确定是随葬品、窖藏或者其他的埋藏方式，这是非常遗憾的。
另外，清华简与上博简、郭店竹简、浙大简等同期出土文献之间相同的著作很少，可以推测大部分出土文献流传不广。
（二）通过竹简的物理性质分析，
不能认定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一篇。
清华简《金縢》大部分内容可与今本《尚书·金縢》对应，可以确认为《尚书·金縢》。这可能是整理者认为清华简《尹诰》是《尚书》一篇的旁证。我们可以对清华简竹简本身的状况进行类比分析。根据齐一性原则，如果竹简的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似，是同一类著作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则可能性较小。如果确证竹简的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似，而记录的著作之间没有关系，可以推测出，同一批竹简记录的著作是相互独立的，彼此没有显著的类别关系。
清华简《尹诰》共4支简，简长约45CM，三道编，简背有次序编号，没有题名。清华简《尹至》共5支简，简长、形制、字体风格与《尹诰》一致，认定为一人同时书写[6]。但《尹至》并没有认定为《尚书》中的一篇。
《金縢》共14支简，简长约45CM，三道编，简背有次序编号，有题名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清华简《耆夜》共14支简，简长、形制、字体风格与《金縢》一致。[7]有题名为：“ 夜”。但《耆夜》并没有认定为《尚书》中的一篇。
 根据上面四篇著作比较可见，在清华简中，字体、笔迹、尺寸、形制等相同的著作，并不一定是同类著作。
《金縢》简与《尹诰》简的区别有：1、一个有题名，一个没有题名。2、字体风格不同。因此是同类著作的可能性较小。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出结论：清华简所含著作彼此没有显著的类别关系。因此无法根据旁证来判断清华简《尹诰》是否为《尚书》中的一篇。
三、通过清华简《尹诰》内容分析，
可能是学习《尚书》后的习作或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佚篇。
在文物鉴定中，通过文物包含的文化信息来判断文物的性质是最重要的手段。通过清华简《尹诰》的内容来确定是不是《尚书·咸有一德》是更为重要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主观的方法，准确度依赖于判断者的品德、学识和心证，尤其是诚实不带成见的品德，是主观鉴定最重要的前提。我们可以诚实地依靠一些简单的、可靠的、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文化信息做判断清华简《尹诰》的性质。
有些学者对清华简《尹诰》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如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怀信先生的《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8]，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的《清华简〈尹诰〉研究》[9]，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房德邻先生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收录的〈尹诰〉是一篇伪作》（发表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官方网站），张岩先生的《清华简〈咸有一德〉、〈说命〉真伪考辨》（发表在国学网上）。笔者下面的分析某些论据有类似之处，但论证过程和结论不同。
清华简《尹诰》的篇幅不长，不算标点符号仅112字。极个别的文字释读有争议。本文依据的释文来自《清华大学战国竹简（壹）》，全文如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10]
（一）《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相似语句的意义完全不同
清华简《尹诰》的直接判断依据是《缁衣》中的引文。引文有两句，其中一句“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与清华简《尹诰》有四个字不同，清华简《尹诰》为：“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另外《缁衣》引文还有两句“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并不见于清华简。如果仔细分析上下文语境，引文的意义和清华简《尹诰》中的意义完全相同。
对于《礼记·缁衣》引文与清华简《尹诰》文字上的不同，李学勤先生的解释是：“《礼记·缁衣》另有一章引有：‘《尹吉》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见’或为‘败’，‘邑’或为‘予’。’这句在清华简《尹诰》中是‘尹念天之败西邑夏’。‘败’字与郑注或本相应，至于‘自周有终’等，注疏都讲不通，简文没有，或许是后来阑入。”[11]
这个的解释值得商榷，如果“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是阑入，去掉这两句，上下文就读不通了。《礼记·缁衣》：“《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如果把清华简《尹诰》原文代入，变成了：“《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显然语句不通。
郑玄的注全文并不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全文引用。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从这段注释可以看出古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治学态度，虽然两千年前就知道“吉”为“告”之误，但历代都没有擅自更改，而是保持了原貌。）显然，郑玄并不认为“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讲不通，而是认为“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并且和前文相呼应，“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孔颖达同样也没有提出异议，认为这两句讲得通，“周，谓忠信。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终，其辅相之臣，亦如先君，亦得终久也。引者，证人君若修德行善，则能终。”
这两句也出现在《尚书·太甲上》中，“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 结合上下文，其意义前后连贯，清晰自然。（今本《尚书·太甲》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伪书，但仅就意义而言，这两句是非常确切的。）
《缁衣》引文在文中连接的是论题，这句话在清华简《尹诰》中连接的是对话。二者的章法不同，意义也应该不同，仔细阅读，它们的区别非常明显。经典的文章大多是作者用心血写成，更改字句很容易读出来。如果把这个引文去掉，不仅论证没有原文严密，而且文采也逊色不少。
如果综合《礼记·缁衣》引文和清华简《尹诰》的上下文语境，结合前人的注疏，这两句话的意义完全不同，是两句不同的话。《缁衣》引文：“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意指伊尹的先祖见证了夏的兴起。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伊尹本人见证了夏的衰亡。把这个意义放回原文中，非常自然。清华简《尹诰》：“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其众。’”前后文相呼应。《礼记·缁衣》：“《太甲》曰：‘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 《太甲》引文与《尹诰》引文，一反一正，论证“人君修德行善”的重要性。“惟尹躬天（先）见于西邑夏”用于论证“自周有终，相亦惟终”的真实性。
（二）清华简《尹诰》的写作水平较低
先秦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繁荣昌盛的时期之一，其经典作品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令人叹为观止，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例如《诗经》、《尚书》、《楚辞》、《左传》、《庄子》等等。相比先秦的经典著作，清华简《尹诰》内容写法幼稚，显得杂乱无章。更像一篇水平不高的习作。
首先，清华简《尹诰》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主题：伊尹与商汤都有纯一之德，“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第二部分，论述君民同心的重要性，“非民亡与守邑”。第三部分，论述友邦的重要性，“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最后结论，论述君王造福于民的重要性，“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 一篇短文作为一个整体，相互之间应该有密切的逻辑关系。但很显然，这四部分缺乏因果关系，结构松散。主题“咸有一德”意义非常明确，即：皆有纯一之德。郑玄注：“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贰，则无疑惑也。”但后面三部分内容都和“君臣皆有壹德不贰”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四部分相互之间也缺少呼应，意义不连贯，没有章法。
其次，清华简《尹诰》的语句不流畅，更像一篇习作。例如，“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其众。”意义重复，读起来不通畅。黄怀信先生认为“‘自绝其有民’当作‘自绝于天’。《尚书·泰誓下》言商王受（纣）‘自绝于天，结怨于民’，是其证。”[12]如果把这句改成“夏自绝于天，亦惟其众。”前后语句更加通顺自然，与后句“厥辟作怨于民，民复之用离心”可以呼应。
尤其是尾句“乃致众于亳中邑”，在文中也显得非常突兀和累赘。主题是“咸有一德”，前面是对话，没有这一句，并不影响意义的表达。而且这一句的意义并不完整，似乎没有说完，放在结尾很不自然。
（三）清华简《尹诰》的思想与《尚书》的整体思想有明显差异
《尚书》本是远古政治文献汇编，历经唐虞夏商周，篇目繁多。经后人整理，其思想和风格都有某种一致性。孔颖达：“夫书者，人君辞诰之典，右史记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总万机，发号出令，义非一揆：或设教以驭下，或展礼以事上，或宣威以肃震曜，或敷和而散风雨，得之则百度惟贞，失之则千里斯谬。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丝纶之动，不可不慎。所以辞不苟出，君举必书，欲其昭法诫，慎言行也。其泉源所渐，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云之后。”
再看清华简《尹诰》，把国之兴亡完全归结为人君的赏赐，过于简单幼稚。虽然这一思想也来自《尚书》，赏罚都是政治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尚书》中的论证严密合理的多。如《尚书·汤誓》：“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武成》：“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比较清华简《尹诰》：“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其思想上的差异，一目了然。
清华简《尹诰》的文风也完全不像《尚书》，缺少一种气势。如果把它放入《尚书》，很容易发现它们的区别。这种区别远远大于《尚书》内各篇之间文风的区别。
（四）清华简《尹诰》可能是学习《尚书》之后的习作
清华简《尹诰》只有112个字，却有九处与八篇《尚书》中的内容或句式类似。它们分别是《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太甲上》：“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泰誓上》：“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大禹谟》：“后非众罔与守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大诰》：“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汤誓》：“予其大赉汝”；《盘庚上》：“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有些内容和句式出现在《尚书》的多篇中，笔者只选取了较为有代表性的。）
可以比较清华简《尹诰》，笔者把与《尚书》相似句式或内容用粗体标出，并附上孔安国或孔颖达的注疏（标点符号略有改动），可以清晰地发现清华简《尹诰》与《尚书》的关系：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孔颖达：言己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孔安国：西邑夏，夏都在亳西），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孔颖达：君非众人无以守国）。厥辟作怨于民（孔安国：酷虐民，结怨之），民复之用离心，我捷灭夏。今后胡不监？（孔颖达：曰有夏桀不其长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坠失其王命。）”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孔安国：大化天下，道我友国诸侯）。”汤曰：“呜呼，吾何祚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汤誓》：“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孔安国：赉，与也。），其有夏之金玉实邑，舍之吉言（孔安国注：吉言，和喻）。”乃致众于亳中邑。
短短112字中就有九处使用《尚书》的内容或句式，应该有特殊的原因。《尚书》是当时学习写作的必读之书，《礼记·王制》：“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郭店简《六德》：“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13]考虑到清华简《尹诰》的写作水平不高、篇幅很短、没有篇名等特点，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清华简《尹诰》是学习《尚书》后的习作或者以《尚书》为依托写作的先秦小说。
（五）清华简《尹诰》可能是先秦小说《伊尹说》中的佚篇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小说家，先秦“小说”的意义和今天的意义有所不同。“小”意是小道，与“大道”相对。“小说”意指细碎俗语，街谈巷说，一般篇幅较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14]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小说家的著作不少，可惜都佚失了。《汉书·艺文志》列小说家“计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如：“《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关于《伊尹说》，鲁迅认为《吕氏春秋·本味》可能是本《伊尹说》，《中国小说史略》：“《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15]李学勤先生认为清华简《尹至》、《尹诰》可能为《吕氏春秋·慎大》所本，“对照《吕氏春秋·慎大》，可知两篇都曾为《慎大》作者所见，并且引为叙事的依据。”[16]
清华简所含著作中有些类似小说，如黄德宽先生认为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应该就是先秦的小说[17]。李学勤先生也认为“《赤鹄之集汤之屋》的性质可说与《伊尹说》类似，但成篇年代要早一些。”[18]
从内容看，清华简《尹至》、《尹诰》都是“伊尹说”。如果以先秦小说“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的标准衡量，清华简《尹至》和《尹诰》“其语浅薄，似依托也。”可能就是《伊尹说》中的篇章。
[1]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2页。
[3]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
[4] 李学勤，《清华简整理工作的第一年》，《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5] 贾连翔，《清华简九篇书法现象研究》，《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
[6]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27页。
[7] 贾连翔，《清华简九篇书法现象研究》，《书法丛刊》，2011年第4期。
[8] 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9] 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0]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第133页。
[11] 《清华简九篇综述》，李学勤，《文物》，2010年第5期。
[12] 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鲁东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13]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8页。
[14]《中国小说史略》，鲁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5]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6] 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
[17] 黄德宽，《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复旦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18] 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 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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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4 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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