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读此篇,发现一处小错误,并有两处疑问,尚祈求教于方家。
1、112页第3行,6月26日,当改为7月26日。
王国维在燕京大学做《中国历代之尺度》的演讲是在1926年7月26日(丙寅六月十七),此由王国维与马衡是月往来书信可以确定(见《王国维全集(十五)·书信日记》和《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
2、112页第2段,“《中国历代之尺度》……后来改题《记现存历代尺度》,收入王氏死后出版的《观堂集林》增订本的第十九卷(王氏生前出版的《观堂集林》共二十卷。王氏死后,罗振玉及其子福葆等,在清华研究院王氏助教赵万里的帮助下,基本上按王氏遗意加以增订,扩至二十四卷,列为《遗书》的第一种。下文提到的“集林”如不另加说明,都指增订本)。”
按,中华书局1959版《观堂集林·出版说明》有云,“王氏逝世后,罗振玉辑印了他的全集,以《观堂集林》为第一种,卷数增加到二十四卷,编次和蒋本(按,即蒋汝藻密韵楼刻二十卷本《观堂集林》)不同。后来商务印书馆又辑印全集,也把《观堂集林》列为第一种,次第复与罗本互有歧异。” 如此,则罗本与商务本《集林》当有差别,文中当言明采用《集林》的版本。
又111页末裘先生文中自注云,“这两种《遗书》除后者内容稍多外基本无别,下文简称它们为‘遗书’”,“这两种《遗书》”即罗振玉辑印《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和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万里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似乎裘先生比较过两种《遗书》的不同,而所得的结果和中华版《观堂集林·出版说明》有异,因罗本不易得,无从查证,故献其疑,以求证于博通之家。
3、115页言“王孙遣诸钟”者三(1994年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古史新证·前言》已如此)
按,此“王孙遣诸钟”即旧所谓“王孙遗者钟”,此处当系裘先生采用古文字学界之新成果,而后生小子,孤陋寡闻,不知何文始释为“谴诸”,亟盼众贤赐教,俾得拜读进益,则幸何如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