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法律制度之法律體系論考

若蝶之慕

    《漢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等書基于禮法關系的認識而側重于秦漢刑法的記載，導致後世對秦漢法律制度産生以偏概全的誤解，形成了秦漢法律制度“以刑為主、諸法合一”的觀點。事實並非如此，秦漢法律制度有其合理的立法原則和完整的分類體系。

    一、秦漢法律體系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于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時者，作律《九章》。” 

    《晉書•刑法志》作了進一步記載：“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隨着秦漢簡牍的出土，尤其是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等秦漢法律的發現，不少學者開始對《晉書•刑法志》的記載提出了質疑，認為其記載不符秦漢曆史事實。實際上，這一記載只是對秦漢刑法體系的概括，並非秦漢法律體系的全部內容。秦漢法律體系從正律講包括刑法和事律兩大體系，因漢代以後史學家基于禮法關系的認識，而只側重于對刑法的記載，導致後世對秦漢法律制度産生了以偏概全的認識。

    《晉書•刑法志》記載蕭何“益事律”三篇，已明說秦漢在刑法體系以外存在其他形式的法律制度。“事律”一詞最早出現于《管子》一書。《管子•君臣篇》：“吏啬夫盡有訾程、事律。”尹知章誤注為“事律謂每事據律而行也”。實際上，這裏“事律”與《晉書•刑法志》“事律”同義，都是指官吏在日常行政中所依據的法律制度。這說明春秋戰國時期“事律”已被普遍使用。衆所周知，春秋戰國是世卿世祿制瓦解和行政官僚制蓬勃發展的時期，正是這一時代特點促進了“事律”的廣泛使用和快速發展。據《晉書•刑法志》記載可知《興律》、《廄律》、《戶律》本屬于事律體系，經蕭何修改後被納入刑法體系而成為漢初刑法《九章》其中三篇。《嶽麓秦簡肆》第238、240號簡《興律》的出現，證實《興律》並非蕭何所創立的律篇，而是在秦律的基礎上修改後納入刑法體系，其修改的依據是基于對徭戍制度的完善。秦漢簡牍出土的法律，其最大的貢獻是證實了曆代《刑法志》只涉及刑法制度，而基于行政需要而制定的“事律”卻被後世史學家所抛棄。

    至此，我們可得出秦漢法律制度有合理的立法原則和完整的分類體系：一類是以維護階級統治和經濟利益為主的刑法體系；一類以促進行政執行和懲戒官吏為主的事律體系。二者泾渭分明而各自在自己的領域內發揮其作用。秦漢時期除正律以外，還有旁律、程式、令比等法律形式。

    二、秦漢刑法體系

    據《晉書•刑法志》可知，秦律來源于《法經》。《法經》包括《盜》、《賊》、《网》、《捕》、《雜》六篇。《唐律疏議》：“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于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為律。”其中“网”當是“囚”字的訛誤。古文“网”與“囚”二者字形相似，《玉篇》：“网，羅罟總名，亦作。”但筆者認為《囚法》也並非《法經》原來的篇名。按李悝《法經》編撰的邏輯：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盜》、《賊》二篇居其首；盜賊須劾捕，故《囚》、《捕》二篇列其次，其中“囚”應當作“劾”。“劾”是指“檢舉揭發罪狀”。秦漢“告劾”往往二者並用。《漢書•昭帝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注引如淳曰：“告者，為人所告也。劾者，為人所劾也。”顔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如淳分“告劾”為二義不如顔師古合二為一正確。故《法經》原篇名當是稱為《劾法》，商鞅制定秦律時稱為《告律》。漢代後期由于《告律》發展為《囚律》，史學家因不知這一變化情況，故誤以為《法經》原篇名稱為《囚法》。張家山漢簡《告律》的出現則進一步證實這一觀點的正確性。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已有關于“告人”的內容，說明秦已有《告律》的存在。商鞅變法以里伍為載體實行“司牧連坐”制度，必然強調“告劾”的作用，這是商鞅變法時制定《告律》的現實需要。《晉書•刑法志》：“《囚律》有告劾、傳覆，《廄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谳，宜別為篇，故分為《系訊》、《斷獄律》。”按張家山漢簡可知，鞫獄、斷獄的規定屬于《具律》的內容，整理者認為“此律所收當有《囚律》條款，如簡九三至一一七號，多當屬于《囚律》。”實際上，這一說法並不正確，應該說秦至漢初鞫獄、斷獄的法律條文屬于《具律》的內容。這也符合《法經》“以《具律》具其加減”的編撰邏輯，說明秦漢《告律》的內容和鞫獄、斷獄等法律條文是包含在後世《囚律》之內，從而進一步證實了《囚律》是漢代後期在《告律》基礎上發展出來新的刑法篇名。 至此，可知秦刑律體系包括《盜律》、《賊律》、《告律》、《捕律》、《雜律》、《具律》六篇。《嶽麓秦簡肆》第二組所見有《賊律》、《具律》、《雜律》等律名。漢稱秦制，蕭何在這六篇的基礎上，將事律《興律》、《廄律》、《戶律》三篇納入刑法，合編為漢律《九章》，即漢初刑法九章。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的律名與漢刑法《九章》的說法是相吻合的，所见《興律》、《戶律》内容已超出“事律”对官吏惩戒的范围。《興律》：“當戍，已受令而逋不行盈七日，若戍盜去署及亡盈一日到七日，贖耐；過七日，贖爲隸臣；過三日，完爲城旦。”“當奔命而逋不行，完爲城旦。”《戶律》：“田宅當入縣而以詐代其戶者，令贖城旦，沒入田宅。”此外，《興律》：“縣道官所治死罪及過失、戲而殺人，獄已具，勿庸論，上獄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令毋害都吏復案，問（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丞謹掾，當論，乃告縣道官以從事。徹侯邑上所在郡守。”這已是關于刑獄的規定。可知，《晉書•刑法志》對“蕭何將事律《興律》、《廄律》、《戶律》三篇納入刑法”的記載是符合曆史事實的。從這一角度來講，漢代徭役制度的規定比秦代更加嚴厲和完善，這與蕭何長期留守關中負責征發徭役和征收糧食的經曆密切相關。

    三、秦漢事律體系

    張家山漢簡《置吏律》：“縣道官之計，各關屬所二千石官。其受（授）恒秩氣禀，及求財用年輸，郡關其守，中關內史。受（授）爵及除人關於尉。都官自尉、內史以下毋治獄，獄無輕重關於正；郡關其守。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爲，非所聽勿敢聽。諸使而傳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 根據上述規定，可知秦漢時期官僚系統按職事進行分類，大體可歸為內史郡二千石官、尉和狱三大系統。內史、郡守、二千石官因在職事上有其共性，故統一稱為內史郡二千石官系統。《嶽麓秦簡肆》第三組所見“內史郡二千石共令”和“廷內史郡二千石共令”的合稱正是這一共性的體現。因此，秦漢事律的分類原則是以官僚系統分類為依據，大體可劃分為內史郡二千石官事律、尉事律和獄事律三大體系。

   事律體系受制于目前材料的不完整性，尚無法確定完整的體系。按睡虎地秦簡和嶽麓秦簡所見律名，秦內史郡二千石官事律大體包括《田律》、《廄苑律》、《倉律》、《工律》、《關市律》、《金布律》、《司空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行書律》、《內史雜律》等。按張家山漢簡所見律名，漢內史郡二千石官事律大體包括《田律》、《關市律》、《均輸律》、《金布律》、《錢律》、《置吏律》、《效律》、《傳食律》、《賜律》、《行書律》、《秩律》、《史律》等。按睡虎地秦簡和嶽麓秦簡所見律名，秦尉事律大體包括《傅律》、《興律》、《除吏律》、《軍爵律》、《中勞律》、《徭律》、《戍律》、《奔警律》、《敦表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亡律》、《索律》、《捕盜律》、《尉卒律》、《尉雜律》等。睡虎地秦簡《秦律雜抄》所見內容除《臧律》以外基本屬于尉事律。按張家山漢簡所見律名，漢尉事律大體包括《傅律》、《徭律》、《戍律》、《置後律》、《爵律》、《亡律》、《復律》等。獄事律體系目前所見律名不多，秦獄事律有《獄校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