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昆仑刻石

（首發）

刘钊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这些天网上对昆仑刻石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大家纷纷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和角度参与其中，用一句《搜神记》中描写辩论的话来形容，就是“反复甚苦”。这从正面说，显示了公众对文物考古领域的关注，事关真伪，匹夫有责；从反面说，众口呶呶，治丝益棼，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当然，参与者各有各的目的，其中不乏蹭热度的、赚流量的、故作怪谈吸引眼球的，甚至不排除有置气泄愤的。

我因最近忙，对相关信息没有全盘掌握，但对其中一些疑伪的典型观点稍有留意，于是想在此集中作一个回应。接下来我回应中的个别观点，网上已经有人谈过，或有过类似的表述，我在此只是再次加以申论或强调。

先要申明，我还是坚持我之前说过的话，即：“我虽然不敢贸然判定其一定为真，但是对很多人轻易断言其一定为伪也不能苟同。”“如果此刻石真是伪作，我倒是愿意拜作伪者为师。”

1、    关于刻石的所谓“新”和刀法等问题

关于昆仑刻石的石质、风化程度、刻石工具、刻石刀法、文字与石上裂缝的关系等，网上已经有几个比较专业的鉴定意见，肯定了刻石的可靠性。如李跃林先生在《李跃林笔记》上所写关于刻石刀法的分析，看去就很平实切当。我对这些专业的鉴定意见虽然不能赞一词，但感觉其结论很令人信服。当然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需地质学家和专业刻工的正式鉴定报告，正如汤惠生先生所说，需根据石锈（岩晒、岩漆、氧化层）的微腐蚀程度来加以鉴定。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大概已经不算是什么问题了。这方面的鉴定需要比较专业的知识和野外地质经验及刻石技能，我是完全的外行，故难以置喙，也建议非地质专业或没有刻石经验、或仅据自己的一点篆刻感受就先入为主的人，不必再在什么“字迹看去太新”“像用电钻钻出来的”等一类问题上继续纠缠了。因为如果未经野外目验，也没有地质知识和刻石经验，仅据照片看去就感觉“字迹太新”，跟真伪其实没什么关系。据岩画研究专家讲，连上万年前的岩画看去都很新，尤其经雨冲刷后会显得更“新”。既然上万年前的岩画看去都很“新”，两千多年前的石刻看去“新”有什么奇怪的呢？

出土的秦文字刻石资料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平口凿平凿入刀的技术，汉代出土的手工业工具中有可称为“錾”的窄刃凿，还有凿刃微曲而口部平直的凿，相信秦代已经具备类似的工具，用这种工具刻石就会出现昆仑刻石文字那种平字口和平字底的效果。所以昆仑刻石的刻石刀法就是当时的通行技法，并不稀奇，绝非什么“用电钻钻出来的”。

2、    关于历日问题

之前疑伪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历日不合。我在12日于古文字微刊公众号上发表的《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就曾提到董珊先生转述熊长云先生的意见，怀疑“廿六”可能是“卅七”之误摹，说“此说也值得考虑。”前几天先后有新的照片传来，如下：

13日我曾据上左这张照片在微信朋友圈说：“所谓‘廿’字中间稍凸起，似有笔画，所以是‘卅’的可能在增加，而‘六’则是‘七’的可能更大，如此即‘三十七年’”。这个推测得到上右这张照片的支持。今天有最新的高清照片传来，如下：

由此可以说“廿六”是“卅七”的误摹已成定谳。

以下是昆仑刻石“卅”和“七”字与里耶秦简“卅”和“七”字的对比：

对比结果很清楚，字体特征非常接近。

最初的照片“卅”字中间一竖不显，故摹本没有摹出，“七”字中竖下部左侧有一处竖行的洼陷，被错当成笔画，以致出现“廿六”的误释。

有网友用新旧照片对比，认为“卅”中的一竖是最近新加刻的：

旧照片                         新照片

其实只需看一眼就知道，这是光线和角度的不同，或图片的对比度或锐化度不同造成的，旧照片“卅”字中间一竖底部与横笔交叉处的凹陷痕迹很明显，一竖的主干部分与周围相比更为低洼，确为笔画。所以新旧照片其实并无区别，据此就揣测“卅”中一竖是最近新加刻的，实在是不合适。

“卅七年”确定后，历日问题的疑难就涣然冰释了。我在12日《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曾提到：“熊长云先生几天前即指出：‘卅六年，始皇因荧惑守心等事，已预感时日无多。若是卅七年，始皇派使者前往昆仑采药，正合于其时心态。’其说极是！”检饶尚宽先生编《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朔戊寅，初二日即为己卯，所以五大夫翳在扎陵湖山上刻石的具体时间可以确定为秦始皇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即公元前210年3月27日。这个时间距《史记》载秦始皇“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只差三个多月，精确点说是相隔106天。

古代天文学理论认为“荧惑守心”这一现象预示着君王的凶兆。《汉书·天文志》说：“十二年春，荧惑守心。四月，宫车晏驾。”王继如《汉书新注》谓：“李奇注：‘心为天王。’荧惑守心，于天子大凶。”《宋书·天文志》载：“元康九年二月，荧惑守心。占曰：‘王者恶之。’”清赵在翰辑《七纬·春秋纬》引《占经·荧惑占二》云：“荧惑守心，主死，天下大溃。”秦始皇三十六年正好赶上“荧惑守心”的天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始皇不乐，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

秦始皇三十六年出现“荧惑守心”的天象，加上持璧人“今年祖龙死”的预言，显然让秦始皇感到末日降临，于是在经占卜得到“游徙吉”的卦验后，便从三十七年开始四处“游徙”，到云梦，祀九疑，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上会稽，祭大禹，望南海，立石刻。这样做的目的不外有两个，一是表功颂德，以求天续秦命，二是躲避凶兆，以求自保。从本质上说，这两个目的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关于这一“荧惑守心”现象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有学者研究认为不在三十六年，而应在三十七年。其实不论在这两年里的哪一年，差别并不大，反正都在秦始皇感到绝望的一段时间内。因之前派徐巿等入海寻仙人，却“终不得药”，或派卢生等求“芝奇药仙者”又“常弗遇”，在“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下，派五大夫翳去昆仑采药，跟秦始皇当时的心态颇为吻合，可以说是既恰逢其时，又适得其所。

3、关于字体特征和书写风格的问题

我在12日《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曾列了一个有五页半纸的形体比较表格，将昆仑刻石中的28个字与其他出土秦汉文字资料中相同的字进行比较，试图证明昆仑刻石字体特征的时代性。其中涉及到的出土汉代资料，只有汉印中的两个“翳”字，其他都是出土秦文字资料。因为出土秦文字中除了昆仑刻石的“翳”字外，尚未见到其他的“翳”字，故只能用秦文字中的“殹”字来作对比。这个表格所引与昆仑刻石作比较的出土秦文字资料，包括石刻文字、玺印文字、竹简文字、封泥文字、陶文、权量文字、玉石文字等不同载体，于是网上有网友就认为这样作不妥，原因是从风格看，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存在着方圆、虚实、平直、圆转等区别，不能等量齐观。这其实是对我的做法的一种误解。不同载体的秦文字因载体不同，或文本性质不同，或书写工具不同，当然会有书写风格上的差异，但我所说的字体特征主要是指形体结构上的，即文字学上的特征，并不是、或说主要不是书写风格上的特点。以我所举之例看，如“皇”字从“白”作“”，“大夫”作“”合文符号的位置、“方”字作“”的先右撇再左回的特殊形态、“翳”字作“”所从“医”旁左边竖笔出头、“以”字作“”从“人”的特别写法、“己”字作“”右下部下曳、“年”字作“”所从“禾”旁左斜穿透笔画、“到”字作“”所从“至”旁上部交叉处写得很开、“此”字作“”所从“匕”旁下延等，都具备秦至汉初文字的字体特征，与表格中相对照的其他秦文字材料字体特征相同或非常接近。除了这几个特别提到的例子，其他例子的形体特征也符合整体的时代性。因此这个形体对照表，是把所有秦文字当作一个整体的参照系来看待的，因为同一时代，尤其是同一国家的文字，必然具有相同的字体特征，没必要石刻文字只能跟石刻文字作比较。只要是在一个文字系统内，形体越近越有可比性，所以才会采用这种各类载体的秦文字放在一起比照的作法。

我们可以换个说法表明这一形体比较的结果，即用一宗只有30余字的未知时代的材料，除去重复的字，选出28个字，同一宗已知时代的一个系统的文字材料作对比，结果字体特征符合度高达100%。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宗未知时代的材料，同作对比的已知时代的材料属于同一个时代！除非有人找到秦文字之外的、另外一宗已知时代的一个系统的文字资料来与昆仑刻石的文字作对比，得出比秦文字与昆仑刻石字体特征更接近的结果，否则我的字体特征比较的结论，就不能被推翻。

除了上边提到的字体特征，还需要提到书写风格。我这里所谓的书写风格并不单纯，是指形体特征和书写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一种面貌。这种面貌既有总体性的感觉，也包括细节上的检验。如我曾提到的昆仑刻石中的文字，有一些横画呈现出向上拱起的形态，就属于细节检验。我前边将昆仑刻石的“卅”和“七”字与里耶秦简中的“卅”和“七”字作对比，是因为里耶秦简的时代是从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0）到秦二世二年（前208），而既然已知昆仑刻石属于秦始皇三十七年，则这一时间包含在里耶秦简的时代中，所以两者的字体特征和书写风格应该接近。经考察发现，里耶秦简中很多字的横画，就习惯写成向上拱起的样子，如上边作对比的“卅”和“七”字。这也从旁证明，昆仑刻石中有些字的横画写成向上拱起的形态是符合时代性的。而说到总体感觉，相信看惯出土秦汉文字的人，只要看昆仑刻石一眼，就会对其书写风格给予认可。这正如史杰鹏先生所言：“那种秦汉的气息，是再大的学问难以弥补的。”

4、关于两个新释字的问题

近日网上对昆仑刻石中的文字有两个新的释法，虽然这两个新释法都不成立，却造成了不必要的“立异”，一定程度上扰乱了非专业者的视听，有必要在此加以祛疑。

一个新释法是把原释文中的“臣”字改释为“田”，并认为“田”是五大夫“翳”的姓。这一新释很离谱。请看照片：

“臣”字清清楚楚，最上部右侧的残笔仍历历在目，整个字跟上一字“大夫”合文的长度接近。新释者通过臆想拟补出了部分笔画，又没有考虑到如果是“田”字，将跟上一字“大夫”合文的长度相差悬殊从而不成比例这一点，且如果“翳”这个人姓“田”名“翳”，大概也不会前边姓名并称，后边两处又只称“翳”。

另一个新释法稍具迷惑性，即认为里耶秦简“昆陯”之“陯”乃“隃”字，并引《焦氏易林》“登昆嵛，入天门”的记载，说里耶秦简的“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秋鰝及中……”中的“昆隃”也就是“昆嵛”，指今山东胶东半岛之昆嵛山。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在《是“昆陯”不是“昆隃”，别再瞎猜了》（载“群玉册府”微信公众号6月17日）一文中已有驳正。首先，虽然秦汉时期“侖”和“俞”两字确有讹混的例子，但里耶秦简的“陯”字形体如下：

所从“侖”字下部作“两横四竖”，是标准的“陯”字，并不是“隃”字。同时“昆陯”就可以讲通且非常合适，没有必要从讹字角度硬往“昆嵛”上靠；其次王宁先生已经指出，他翻查到的《焦氏易林》版本中所谓的“昆嵛”本来就作“昆崙”，并不见“昆嵛”异文。我认为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有“昆崙”作“昆嵛”的异文存在，但即使有，“昆嵛”也一定是“昆崙”之讹，且跟昆嵛山无关。王宁先生指出“昆嵛”一名最早见于《太平寰宇记》，乃“姑余”之音转，“昆嵛山”就是“姑余山”，其说可信。如此东方的这个“昆嵛”跟西方的昆仑完全不是一回事。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秋鰝及中……”中的“昆陯”同昆仑刻石中的“昆陯”所指应是一处，就是西方的“昆仑”。“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秋鰝及中……”中的“琅邪”即琅玡，又作“琅琊”，乃“献昆陯五杏药”之所，怀疑“琅邪”的上一字应为“于”一类字眼，作“于琅邪献五杏药、秋鰝及中……”。琅琊位于今山东青岛黄岛区，海拔183.4米，因山形似台，故又名“琅琊台”。琅琊是秦始皇东巡多次所到之处，曾在此刊石布功，又因此处靠海，显然有就近寻求海上仙人之意，所以在琅琊台上献“五杏药”，正可谓得其所宜。“五杏药”不知具体何指，在此可提出两个猜测，一即“五杏”读为“五行”。《说文》“杏”字异体作“荇”，“杏”通“行”在出土资料中的战国货币和楚国左冢漆梮中也有实例。《医方类聚·养性门》：“夫五行相生成药者，金能生水，水能生木，木能生火，火能生土。”又《医方类聚·总论》说：“人取其色、味、冷、热、良、毒之性，归之五行，处以为药，以治诸疾。顺五行之气者，以相生之物为药以养之，逆五行之气者，以相胜之物为药以攻之，或泻母以利子，或益子以补母，此用药之奇法也。”《医方类聚》虽然时代不早，但其观念应该有久远的来源，由此可见“五行”与“药”的关系；二即“杏”用为本字，疑“杏”即指“杏仁”。“杏仁”乃中药方剂常用之药材，历代医方“续命汤”中就有“杏仁”的身影。这两个猜测仅供参考，希望中医药界能参与讨论并提出切实的解释。在琅琊台献来自昆仑的“五杏药”，同时献来自琅琊本地出产的“秋鰝”（秋鰝的“鰝”《说文》训为“大虾”，《尔雅·释魚》：“鰝，大虾。”郭璞注：“虾大者，出海中，长二三丈，须长数尺。今青州呼虾魚为鰝。”“秋鰝”大概是指秋天的大虾，因秋天的虾肥，故以秋虾为贵），贡品种类还不少。如此一来，就可以将里耶秦简的“献昆陯药”与昆仑刻石的“采药昆陯”结合起来看了。如果里耶秦简“献昆陯五杏药”的时间早于昆仑刻石，就说明之前已经有人去昆仑采过药，而如果里耶秦简的时间晚于昆仑刻石，两者说的可能就是一回事，即五大夫翳可能真采到了药并在琅琊台献给了秦始皇。

另外释“前”字下一字为“兆”“巡”等，似皆不可信，故暂置而不论。

5、关于文本性质的问题

在很多疑伪的说法中，最常见的就是举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燕然山铭等来与昆仑刻石作比较，认为从文字上看，昆仑刻石无界格、文字大小不一，行款混乱，刻写不严谨，看去不够雍肃典重；或从文体角度说，认为昆仑刻石既然提到皇帝，就要文辞端谨和穆，语句雍容文雅。这种观点用史杰鹏先生很贴切的一句评论来回应，就是“想多了”。

考察任何时代的文本，首先都要确定文本的性质，即这个文本是用在什么场合，是为何而用的。不同性质的文本，从文字、用词和文体看，是可以差别很大的。以当今为例，一份印刷的红头文件和一张手写的便笺，文字、用词、文体能一样吗？以出土文献为例，譬如战国中山国文字，既有下列（1）（2）中山王鼎和中山王方壶那种用于记事述功的正规典雅的文字，也有（3）物勒工名性质的率性潦草的标识文字，还有（4）诅咒戒告性质的随意稚拙的提醒文字。这些文字从文字风格到用词，再到文体，能放在一起比较吗？能要求（3）（4）两种文字都跟中山王鼎和中山王方壶的文字、用词和文体一致吗？

（1）中山王鼎       （2）中山王方壶  （3）玉器文字   （4）守丘刻石

再以秦文字为例，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等都是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诰命，是用来奉达天听，布告天下的，因此文字端正，大小统一，文辞典丽，用语庄重。但同时秦文字里也有如（5）阎良刻石这类草率的标识性文字，也有如（6）宗邑瓦书这类行款混乱，邪仄不一的封地文书，更有如（7）秦陶文向右下偏斜、刻写特征明显的签署性文字。这些性质不同的文本，也是不能简单地用文字风格、用词和文体来相互比附的。

  （5）秦阎良刻石           （6）秦宗邑瓦书          （7）秦签署陶文

那么昆仑刻石属于什么性质呢？我在《我对昆仑刻石的看法》一文中已经说明，昆仑刻石的性质与今日“到此一游”的刻划相近。秦代刻石纪功的习俗很流行，翳接受皇帝的派遣去昆仑采药，虽然艰苦，但对翳来说，却是一件异常荣耀的任务，他也想通过刻石让自己得到皇帝倚重一事在后世留下痕迹。之所以这样说，是缘于刻石铭文本身。我们来看刻石铭文：“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策（？，宗帅先生认为此字大概率不会是“支”字，因单竹头过小且偏左，不在中线，视为从“竹”的字似更合适）采药昆陯，翳以卅七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二百五十里。”请注意文中的“臣”字，这个“臣”字是从翳自身的角度，相对于皇帝而言的。翳说这段话时，意识中是“如朕亲临”的。翳面对皇帝，当然要称“臣”。这如汉宣帝时丞相王嘉和御史大夫贾延上封事，文中就说：“臣嘉、臣延材驽不称，死有余责。”即面对皇帝，先说“臣”，再说名。所以铭文其实就是通过从翳自身相对于秦始皇的角度向第三者讲述的话，翻译过来就是：“皇帝派遣五大夫臣翳（“臣翳”——相当于说“我”）携带着方策（药方？）到昆陯山采药，翳（相当于说“我”，）乘车（或挽车或推车）在三十七年三月己卯日到此。翳（相当于说“我”）再前行大约（“可”是大约的意思，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韩非子》即为秦文献)：“御可数百步，以马为不进，尽释车而走。”《史记·李将军列传》：“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此句翻译仅拟其大意，不一定准确）二百五十里。”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昆仑刻石的性质。这样一个采药途中个性化的、仅代表五大夫翳个人纪功色彩的“到此一游”的刻划，如果穿越历史时空，设身处地地揣想其当时情境，能把刻石铭文刻到如此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能要求文字大小一致，行款齐整，用词典重吗？能跟皇帝诰命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放到一起比较吗？能够要求他们的文字风格、用词和文体一致吗？且还别说这是个性化很强的“到此一游”的刻划，就算是应该典正端雅的秦始皇诏书，在某些环境下，一样会因过于程式化而被下层应付了事，出现如下草率粗俗的刻写：

两诏铜权乙

连皇帝诏书都可以刻写得如此混乱不堪，其工整程度甚至还远不如昆仑刻石，有什么道理要求一个个性化的“到此一游”性质的刻划，非要刻得如记载皇帝诰命的石刻一样呢？

6、关于“采药”一词在《史记》中有无的问题

胡文辉先生先后用四篇文章谈“采药”一词的问题，指出“采药”一词不见于先秦典籍和《史记》，认为这是昆仑刻石不易抹杀的疑点。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来谈。

一是我曾说过，既然《史记》有“采芝药”的说法，不管“芝药”的“芝”是修饰“药”的，还是“芝”与“药”并列，都说明西汉的语言环境中是可以有“采药”一词的。网友指出“采药”一词见于《汉书·郊祀志》西汉人谷永的话中，这就证明了西汉确有“采药”的说法。虽然《汉书》这一“采药”的用例是汉成帝时期的，相当于西汉末年，但总还是在西汉，而昆仑刻石时代相当于秦末，距西汉末并不遥远，从语言的历史演进分期看，一般都视为一个时代，西汉有“采药”一词，秦末的实际语言系统中也应该有“采药”之说。

二是胡文辉先生说“采药”的“采”字本指采集各种自然物，而“药”字的本义，则是指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这个说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从“药”字本义说，字既然从“艸”，本义当然应该是指可以治病的具体植物。《说文·艸部》说：“藥，治病艸，从艸樂声。”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最初的药一定是人们发现吃下某种植物后可以治病，于是就称其为“药”，之后才会有把多种可以治病的植物混在一起制成混合药的做法，怎么会本末倒置而相反呢？昆仑山为羿向西王母请不死药之地，因昆仑山上有不死树和不死药，典籍说不死树就是“神木”，不死药就是“灵草”，指的都是具体的植物，也即具体的药材。胡文辉先生引沈澍农先生的文章认为简帛医书中的“药”字很多，都不指向自然界原生态的具体的中药，而只指向原料状态。换言之，可以进入应用状态的才是“药”。首先这一解释有些概念模糊，什么叫“进入应用状态”？具体指什么？指人工处理？那冲洗一下算不算？难道采后原封不动直接吃才能算是原生态的具体的中药，稍经人工处理，譬如凡经过洗澣、切割、蒸煮、过滤等就都算是“进入应用状态”？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几乎没有什么自然原生态的具体中药了。还有单独一种经过人工处理的中药算不算是“进入应用状态”？所谓“进入应用状态”的药是不是必须是混合多种中药而成的药品？感觉都没有说清楚；其次沈澍农先生所引的简帛医书基本都是医方，语料的选取过于单质化，因为在医方的语境下，所说的“药”当然都是其所谓的“进入应用状态”的药，因为到汉代时，单独使用一种中药的药品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是混合多种中药而成的混成药；再次，沈澍农先生所引“药”的书证，除了简帛的例证过于单质化外，其所引典籍中“药”的用例，在我看来有些就不一定是指所谓“进入应用状态的”药。譬如“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周礼·天官·医师》）这里的“毒药”指药性强烈的药。既然是“聚”，就可能是指很多种具体的“药性强烈的中药”。还如“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汉书·艺文志》），这里的“百药”，当然也可以指很多种具体的中药。

三是退一步说，即使“采药”是固定词汇，这里的“药”不是指采具体的药材，而是指所谓的“用以治病、用以服食之物，也即人造合成之物”，就如同我曾说的：“所以所谓采药，其实就是向西王母求药。”那跟《史记》有没有“采药”一词也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固定词汇《史记》就一定得有？为何《史记》没有，昆仑刻石就值得怀疑呢？

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任何作品，其所使用的词汇量，一定是只占当时社会实际词汇量的很小一部分，比作沧海一粟或九牛一毛都不为过。“采药”一词见于秦末的昆仑刻石，如果先认定昆仑刻石是真的，那么就可以说西汉的《史记》因记录的内容有限而没收“采药”一词，如果先认定昆仑刻石是伪的，就可以说“采药”一词秦末就有，之后西汉的《史记》这部大书反倒没有，因此很可疑。可见认定昆仑刻石的真伪，反倒成了“采药”一词在《史记》上的有无是否表明昆仑刻石真伪的先决条件。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用《史记》“采药”一词的有无判定不了昆仑刻石的真伪！研究秦汉出土文献的实践表明，秦的文字和词汇不见于《史记》，甚至不见于《汉书》等汉代典籍，却见于更晚时代典籍的例子比比皆是，一点都不意外。为说明这个问题，下边我们分别从文字和词汇角度各选取一宗材料来举例说明。文字角度，我们选取新近出版的由刘垚先生编著的《秦印类编》，词汇角度，我们选取由徐富昌先生所撰的《睡虎地秦简文字辞例新编》。

按秦有“采药”一词，西汉的《史记》也必须有的观点，秦玺印文字中有的字，是不是东汉的《说文解字》也应该有？可经调查发现，《秦印类编》中所收秦印中的字，如0558“”、0622“”、0655“”、0669“”、0725“”、0849“”、0848“”、0850“”、1370“”、2201“”等60多个字不见于历代字书，还有如0468“”、0489“攬”、0805“㹴”、0878“”、0879“”、0888“㜰”、0890“㕨”、0955“疿”、1034“糐”、1519“鏧”等60多个字不见于《说文解字》，却见于《玉篇》《广韵》《集韵》《篇海类编》《正字通》《龙龛手鉴》等后世字书。

按秦有“采药”一词，西汉《史记》也必须有的观点，秦简中的词是否都应该在《史记》中出现？我们以徐富昌先生所撰《睡虎地秦简文字辞例新编》为线索，仅调查了其十四卷中的前两卷，就发现如“新吏”“盈岁”（见于张家山汉简）“桑皮”“奇祠”“马禖”“呵禁”“大魅”“宫狡”“皙色”“稀鬚”“大褐”“中褐”“小褐”“钱缿”（见于张家山汉简）“御中”“毒言”“粪菜”“荐盖”“折裂”“刍矢”“折肢”“牡棘”“葆缮”“葆子”“夙暮”“小隶臣”“制衣裳”“细丧”“慈下”“小畜生”“小堂”“小殃”“分赃”“介人”“公端”“冒抵”“公畜”“审悉”“牡日”“牡月”“闲牢”“羊牢”“群它物”“口请”“左府”“右府”“左剽”“左序”“哀鬼”“哀乳”“私图”“画局”“严刚”“重丧”“细丧”“秀日”“起垣”“慎前”“虑后”“乏徭”“剑迹”“贼迹”“手迹”“履迹”“邦徒”“偷惰”“通钱”“遮四方”“遮野外”“冗边”“反支”“捕逃”“廷食”“廷府”“廷行事”“邮行”（见于张家山汉简）“行巧”“街亭”“冲日”“帅敖”“啮断”“期足”（见于马王堆帛书）“鋈足”等词都不见于《史记》，少量的见于《汉书》等东汉典籍，更多的是直到魏晋时代都未见。这说明什么？说明某一时代的某一著作所能用到的词汇量是有限的，前代的词不见于后代著作的事是常态，一点都不奇怪。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熟悉秦汉简的人都知道“禹步”这个词，见于多宗秦汉简，也见于马王堆帛书和帛画，可这个词《史记》没有，《汉书》也没有，最早在传世典籍中出现“禹步”一词，已是晋代葛洪的《抱朴子》这一偏晚的书了。从秦到晋，这个“禹步”在传世典籍中的“空窗期”是不是有点过长？可能有人会说，“禹步”是个方术术语，过于冷僻，故《史记》《汉书》没收，可“采药”一词跟神仙方药有关，也有术数方技的背景，为何“采药”一词《史记》就非得有呢？

由“采药”一词在《史记》中的有无，联想到诸多疑伪的说法，我觉得很多人心目中似乎都有一个执念，即凡是见于《史记》的就可信，不见于《史记》的就可疑。可《史记》只是代表“一家之言”的历史著作，如何能当得起“百科全书”的重任？且别说很多过于专业的知识《史记》不会记，其他记言记事很多方面恐怕也是点到为止，挂一漏万；即便是记载历史，从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实际有或该有而《史记》没记或漏记的也是不知凡几，一言难尽。就算是《史记》记了的，也不一定是事实，譬如项羽火烧阿房宫一事，经考古发掘证明，就很可能属于子虚乌有。

7、关于“皇”字写法的问题

刘绍刚先生6月17日《〈昆仑刻石〉献疑》一文，从文字和书法的角度将昆仑刻石与秦的几种纪功刻石加以比较，认为从行款、字的疏密大小以及用笔的笔势等方面看，作伪的可能性极大。我认为这是因缺乏文本性质观念造成的误解，看前文第4节“关于文本性质的问题”部分的讨论自可明白。

刘绍刚先生在文末引述董珊先生的意见说：

据里耶秦简《更名方》，统一文字之后的皇字“白”形之横画，与边框不连，作悬中一短横。今凡所见真伪无疑的秦铭，例如大量的秦诏版、二世诏版等无不如此，没有例外。这反映秦统一文字在字体上具有相当的严格性。这件青海刻石的皇字短横与边框相接，与统一文字之后的规定写法明显不同。

董珊先生提到的里耶秦简《更名方》如下：

里耶秦简8—455《更名方》

其中提到“皇”字的一段如下：

故今更如此，故今更如此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皇字原写作“”，现要改写作“”，即由“皇”字上边从“自”改写成从“白”，中间一横悬空，不与两边的笔画相接；旦字要改写成“”，即“旦”字由从原“日”旁与下边一横相接作“”，改写成“旦”字所从“日”旁与下边一横分离，且“日”旁中一横不与两侧相接。

据此刘绍刚先生下结论说：

其实董珊先生提出的这一条意见，就足以说明“昆仑刻石”乃现代伪作。

不得不说，刘绍刚先生文章最后所引董珊先生的意见，是迄今为止疑伪意见中最高级的置疑，不过这个意见其实属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问题想简单了，且所谓“没有例外”也与事实不符。下边加以分析论证。

董珊先生这条意见最初来自熊长云先生。熊长云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秦汉度量衡研究》（北京大学2017年，指导教师：王子今）一文第三章的第四节中，利用里耶秦简《更名方》中关于“皇”字写法的规定，对旧著录中铸刻有“皇”字诏书的秦权量进行了辨伪，提出了一些铭文中“皇”字所从“白”形中间一横与边框相连的权量疑似伪品的意见。但是熊长云先生对将这一原则移用到昆仑刻石，并据“皇”字写法判定昆仑刻石也为伪作的观点却并不赞同。我的意见与他一致，即认为这一原则容有例外，且应仅限于诏书，不能扩大化。熊长云先生在上提博士论文中曾引到一件例外的例子，即1964年出土于西安三桥镇的高奴铜石权，铭文如下：

高奴铜石权铭文

上引诏书中的两个皇字都写作从“自”作“”“”，因这件铜石权是科学发掘品，自然没有作伪的可能。这就是“例外”的例子。其实秦始皇诏书中“皇”字写法与《更名方》不合的例子还不止这一件，如现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始皇诏十六斤铜权：

铭文中的两处“皇”字很清楚，一处写成从“白”且中间一横与两侧不接的新字形作“”，一处写成上部从“自”的旧字形作“”，即新旧字形并见于一器。

还如下图揭示的赤峰蜘蛛山出土的一件秦陶量：

陶量上的“皇”字上部写作从“自”作“”，因这件陶量也是科学发掘品，故也不存在造假的可能。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有两种可能。因秦的“书同文”政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一段时间内持续进行的，仅从文献记载看，起码就有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三十四年三次（见赵平安《试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载《隶变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实际还可能超过此数。如此就有个时间问题，即一种可能是，里耶秦简《更名方》的时间晚于上引几件“皇”字写法与《更名方》规定不合的诏书铭文的时间，这几件诏书铭文上“皇”字的写法还是旧字形，尚未遵照《更名方》的规定改为新字形；一种可能是这几件有与《更名方》规定的“皇”字写法不合的诏书铭文晚于里耶秦简《更名方》的时间，这就说明《更名方》的规定在实际使用中贯彻得不彻底，地方上有时执行新规定的力度不够。这两种可能到底哪一种可能更大，在每宗材料的具体时间没确定之前，恐怕还难以下结论。因秦祚短暂，所以确定每宗材料的准确时间并不容易。上引始皇诏十六斤铜权中新旧字形并出，可能时间正处于《更名方》刚颁布之际，刻手对新规定还不够熟悉，也有可能正好说明《更名方》的规定在实际使用中执行得不彻底。

在诏书铭文之外的秦文字资料中“皇”字的写法如何呢？在秦简和秦陶文中，“皇”字上部写成从“自”和写成从“白”且一横与两侧不相接的两种写法都有，即新旧字形并存。龙岗秦简的时间一般被认定在秦代末年，饶有趣味的是龙岗秦简15号简“从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而……”一句中的皇字写成上部“白”形中的一横与两侧不相接的样子，为新字形，但16号简“皇帝□，将者令徙……”一句中的皇字却又写成上部“白”形中一横与两侧相接的形状（见下附图），跟昆仑刻石上“皇”字的写法相同，是不规范的字形。因龙岗秦简的时代相当于秦末，按理此时《更名方》已经颁布，可书写“皇帝”的“皇”字还是新字形和不规范的字形并存，可见除官方的皇帝诏书外，其他文体或民间执行《更名方》的规定并不严格，甚至有些随意。

简15     简16

我们还可用《更名方》中跟“皇”字一起作出规定的“旦”字的写法来作参照。考察秦文字中“旦”字的写法，发现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日”旁与下之“一”相接，“日”中一横也与两侧相接，作“”，此即《更名方》规定需放弃的旧字形；一类是“日”旁与下之“一”分离，但“日”旁中的一横与两侧相接，作“”，此类可视为新旧字形之间的过渡形态；一类是“日”旁与下之“一”分离，且“日”旁中的一横与两侧不相接，作“”，此即《更名方》规定需采用的新字形。王辉先生《秦文字编》收录秦文字“旦”字共119例，除去其中的过渡字形37例外，皆为旧字形，新字形一例也没有；刘孝霞女史的博士学位论文《秦文字整理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指导教师：董莲池）收录秦文字“旦”字共24例，除去其中过渡字形6例外，其余皆为旧字形，新字形也一例都没有。遍寻秦文字，最后找到完全符合《更名方》规定要求的“旦”字一共只有二例，即里耶秦简一例，作“”（8—461），岳麓秦简一例，作“”（二·1421）。秦印中“旦”字有作“”（许雄志编著《秦印文字汇编》（增订本）259页）形者，似乎与《更名方》规定的两点相符，但其实这一字形在“日”旁和之下一横之间加上了一个小短竖，开启了汉代玺印文字中“旦”字作“”“”之形的先河，所以严格说来也是不符合《更名方》规定的。

秦文字中“旦”字的新字形与旧字形和过渡字形相比较，数量实在太少，不成比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难道这么多有旧字形和过渡字形的材料的时代都早于《更名方》？这似乎不大可能。除此之外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更名方》对“旦”字改为新字形的规定，在实际应用中就几乎没被执行。从对“旦”字新字形的规定几乎没被执行这一点看，所谓秦法严苛也是相对的。一项行政命令从颁布到执行，是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和过渡的。尤其是文字具有很强的惰性，对任何改变都很难快速作出反应。我们可以当代邮政编码政策的实施为比，从正式颁布到全部施行，实际用了很多年，且这还是在当代交通便利，信息发达的情况下，试想如果放到秦代，颁布类似的行政命令，执行起来一定会迟滞很多，边远地区更应如此。

所以总结这一节的考证，可知《更名方》虽然对“皇”字和“旦”字都做出了改为新字形的规定，但在执行的效果上却有差别。因“皇”常常出现在皇帝诏书中并与“帝”字并称，关乎对皇帝的态度，故执行规定就执行得比较彻底。但在非皇帝诏书的场合似乎就不严格，容有例外。而“旦”字因不关乎对皇帝的态度，其规定就几乎没被执行。

既然已知昆仑刻石属于五大夫翳“到此一游”性质的刻划，不属于皇帝诏书，就同龙岗秦简一样，也容有例外，因此昆仑刻石的刻手在刻皇帝的“皇”字时用了不规范的字形，当然也就不能成为疑伪的证据。

8、其他两个小问题

除了以上所谈6个问题外，这一节准备把其他两个小问题也一并谈谈。

首先是有很多人推想当时山高路远，环境恶劣，加之青海扎陵湖地区不在秦的管辖范围内，对以翳为首的采药团队能否到达青海扎陵湖地区持怀疑态度。其实这个怀疑大可不必。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从很早开始就有将探险当乐趣，视万里为坦途的气度，用《尚书·大禹谟》的话说就是“无远弗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西藏一个相当于夏代的墓葬中曾发现一个铜镞，据研究应该是从中原传去的；殷墟妇好墓的玉器中，有大量的新疆玉；商代占卜所用龟甲中包含有东南亚的龟种。这些考古实例都说明早在夏商时期，中原与西方的西藏和新疆地区及东南亚区域就有了接触和交往。据权威研究，最迟到商代中晚期时，商文化的影响已经东到山东半岛，西到陕甘交界，北到鄂尔多斯高原，东北到辽宁朝阳，西南到四川广汉，最南到广西武鸣，可谓泽被广阔，影响深远。我们的先人一直对西边抱着神秘的向往，早从甲骨文时代开始，就有小臣墙配合商王出征西方，战胜多个部族，并虏获无数战利品的记录。《穆天子传》载周穆王西征，登昆仑，拜见西王母，“以极西土”，并在多处刊石铭迹，是早于张骞的先行者。虽然《穆天子传》语涉怪诞奇异，但一定具有真实的史影。再经三百多年的时间到秦穆公时期，“称霸西戎”，已经积累了很多治理西域的经验。而到了秦始皇时代，开拓疆土，大修驰道，使军队与物资的转运和输送更为便捷迅速，对西域的震慑和影响自然又非秦穆公时所能比拟。秦在西北设有陇西郡，若是从陇西郡所属的今天的兰州附近出发，到达青海扎陵湖地区的步行距离也就800多公里，并不算远。加之作为皇帝派遣的任务，没有不克服困难必须完成的道理。五大夫翳在青海扎陵湖刻石的时间距张骞凿空西域的时间不过就差几十年，相比较张骞能远涉中亚、西亚的诸多个国家，五大夫翳率队到达青海扎陵湖地区也就算不上什么，更别提跟后世玄奘西行取经相比了。

其次是很多人对昆仑刻石中的“车”字不理解，认为以当时的环境和道路情况，车不可能上到扎陵湖附近。其实扎陵湖地区虽然海拔4000多米，不可谓不高，但是从实地考察照片看（见上附照片），湖周围地势却相对平缓，车完全可以上得去。青海海西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西北约70公里的昆仑山脚下，曾发现野牛沟岩画，时代约距今3000年，其中就有如下未完成的车和两马驾单辕车的形象（以下关于青海岩画的图像见汤惠生《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

野牛沟岩画中未完成的车       野牛沟岩画中的两马驾单辕车

在青海海西州天峻县江河镇（平均海拔近4000米）的卢山山丘上，也曾发现过卢山岩画，时代约距今2000年，其中有如下车猎的形象：

岩画上车的样子与野牛沟岩画上车的形状一致，同甲骨文中“车”的形象也很接近，不同在于此车车舆为圆形，而甲骨文中的车舆是长方形。据汤惠生先生在上引书中论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出土的属于西周时期羌人文化的诺木洪遗址中，曾发现过两件车毂。《汉书·赵充国传》载赵充国攻击先零羌时，曾将其驱赶至青海湖周围，并“虏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可见当地先民很早就开始用车。扎陵湖距两处岩画发现地都不太远，约300公里和200公里，距诺木洪约100多公里，应该有着相近的生活习俗，所以推测扎陵湖附近的先民，也应该从很早就开始用车。

远行需要很多装备，每到不熟悉处还需找向导，与外族沟通也需翻译。以五大夫翳为首的采药团队因路途遥远，装备必不能少，自然要有车随行，路上也可以随时购车或雇车，所以昆仑刻石铭文中的“车到此”中的“车”，既有可能是本来随行的车，也有可能为路上购置或傭僦的车。既然当地先民早就开始用车，在当地购置或傭僦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关于“车到此”中的车的样式，还不得而知。秦代造车的技术已经很高超，这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铜车马即可窥见一斑。秦汉时期除了人乘的车，还有人挽的辇车和手推的独轮鹿车，因此“车到此”中的“车”指人所乘之车之外的其他车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9、关于作伪动机与作伪可能性的问题

昆仑刻石是考古工作者发现并公布的，刻石就摆在那里，疑伪者如果怀疑是作伪，就要进行证伪，所谓谁疑伪谁举证是也。证伪首先要分析和推测作伪动机，找准作伪动机，作伪者也就容易找到了。作伪的历史表明，无论作伪的动机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来没有无动机的作伪！一般说来，作伪动机不外三个：牟利、炫技或恶作剧。从牟利出发的作伪一般都是可移动文物，如此才能倒手交易，可昆仑刻石不是；若是炫技或恶作剧，一定会想办法让外人知道，否则无法展示技艺，“恶作剧”也表演不成，可昆仑刻石的作伪者却似乎反其道而行，连张拓片都不外示，跟初衷严重不符。如果是民间个人作伪，在4000多米的高原上，用蹲踞或趴卧的姿态，在极端缺氧的情况下，艰难仿刻秦代文字，目的却跟自身利益无关，仅是为了宣传当地文化，以吸引更多游客，这有悖常理，绝无可能。如此一来，作伪目标就移到怀疑单位作伪或考古工作者作伪。可单位作伪或考古工作者作伪一样要权衡利害关系，面对如此害远大于利的抉择，只要是正常人，相信一定都会选则利。以当下的行政管理形势，单位作伪毫无可能，也无人敢为，而考古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学术操守也一向值得信赖，不容亵渎。如此一来，昆仑刻石作伪就变成无作伪动机的作伪，这就難以理解了。其实这可能恰恰说明：对昆仑刻石的顽固疑伪，反倒是真正的一种“作伪”。

我们不妨先姑且视昆仑刻石是作伪，从作伪的可能性角度，看看作伪者需具备什么的学识和技能：

1、需要熟悉古代汉语，尤其对秦汉时期的文本、文体和用字、用词习惯有深入的感悟，熟练掌握“皇帝+使+某”“五大夫+臣+翳”“将+方策”“采药+昆陯”“以+年+月+干支”“车+到此”“可+二百里”等句式，知道“将”是率领或携带的意思，“可”是大约的意思，也明白先秦多用“至”，秦人多用“到”（见史杰鹏《谈秦昆仑刻石的一个语言细节》，载6月16日“梁惠王的云梦之泽”微信公众号。在此可作个补充：《墨子》城守诸篇为秦国文献，文中也多用“到”字），也了解“到此”是秦汉后的用法（如《史记·律书》载汉文帝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马王堆三号墓遣策说：“雠到此”）。作伪者知道其中一点不难，知道全部且不露一点破绽，真乃神人也！有人可能会认为昆仑刻石一共才30余字，内容也不复杂，编造似乎不难，此言差矣！在没有秦汉典籍相同文本可供仿照的情况下，构拟出这样一篇既符合秦汉时期文风，又用语简洁、表达准确，句式存古，语法规范，且内容与史实和思想文化暗合的文字，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

2、如果说上一条所讲需要具备的学识属于语言文字层面的话，那接下来所讲需要具备的学识，有的已超出语言文字层面，深入到历史和思想文化中。作伪者应熟读《史记》《汉书》，知道秦始皇在泰山封“五大夫松”一事，故把“翳”的职官编为“五大夫”，又为大夫编了一个很生僻的名字“翳”，知道“翳”字所从的“殹”旁是秦人喜用的字，也清楚以“翳”为名是秦人的习惯，跟仰慕祖先有关。作伪者会查《朔闰表》等工具书，把刻石时间作了符合历日的安排。作伪者知道里耶秦简中“昆陯”的写法，并据此伪造了昆仑刻石中的“昆陯”。可不好解释的是：里耶秦简中“昆陯”的材料公布于2017年，2017年后扎陵湖就被列为保护区，进入必须报备审批，作伪者是如何进去的呢？最难的一点是，典籍中虽然有秦始皇迷信方术，派人去海上寻找仙人并访求仙药的记载，却从来没有“秦始皇”“采药”“昆仑”三个概念相联系的任何文字，得具备什么样的学识，才能把典籍中没有直解联系的“秦始皇”“采药”“昆仑”这三条线拧成一股符合历史场景和思想蕴含的绳索的呢？

3、有了没有破绽的文本还不够，还要把文本中的字，在各种出土的秦文字资料中挑选出来，并作到字体特征一致，书写风格统一，最后再凿刻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的岩石上。从昆仑刻石文本和文字显露出的撰写文本和刻写文字的人的多才多艺和学识渊深，显然很难集于一身，即一个人很难做到，因为能做到学问好，书法也好，身体又好的人，实在难找。譬如假设文本是某个人伪造的，可他不会刻字；又即便他也会刻字，可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他爬到4000多米去刻字。难道是团伙作案？

作伪也是有时代性的，作伪的人的认知也会受时代限制，不会超越时代。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刚公布的几年，也有很多人疑伪，到现在虽然不能说这些质疑已荡然无存，但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抛开对竹简各种形式上的疑伪不谈，仅看内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如《五纪》那样传世典籍没有的文本，是当代人能伪造出来的吗？就是把全国研究出土文献的人熔铸成一个人，或100个李学勤先生加上100个裘锡圭先生也不行。为何？因为这样的文本内容完全超出了当代人对古代的认知边界，这种文本只有战国时代的人才能写出，当代人再聪明也没用！

再回看昆仑刻石，我认为其内容虽然比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五纪》浅近很多且内容少了更多，但道理是一样的，也是超出了一般作伪者的认知边界，所以很难作伪，也由此可以断言昆仑刻石的作伪不具备可能性。当然，如果真是作伪，也只有一种可能，即存在着另一件真品，而昆仑刻石这一件是仿真品作的。不过这个可能更微乎其微。

通过上文8个关涉疑伪问题的分析讨论，相信读过本文的读者多少都会认识到，之前疑伪的一些所谓问题其实都难以构成真正的反证，疑伪不成立。既然没有真正的反证，疑伪不成立，又找不到作伪动机，作伪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那大家说：昆仑刻石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今文物造假猖獗，需要时刻警惕，但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倒脏水时把孩子也抛掉了。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不能“宁可杀真一千，也不放假一个”。曹操墓发掘时，社会上喊假声一片，结果都被“打脸”；中华书局《新见汉牍〈苍颉篇〉〈史篇〉校释》一书刚出版时，因其中一些材料形式从未见过，学界的置疑之声也是甚嚣尘上，结果经我的学生张传官研究员考证，证明这批材料不光不伪且重要无比。这些事例都是教训，需要记取。我们总是习惯于信已知，疑未知，却不知我们对古代的认知永远是一知半解，一鳞半爪。从对昆仑刻石的置疑声中，我总能感到有人对我们古代科技与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够自信。其实我们深入研究古代的一个最大收获，就是得以知道我们总是习惯于低估古人。希望以这次关于昆仑刻石的讨论为契机，让我们的很多落后观念能有一些切实的改变。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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