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三體石經殘石拓本獻疑^*

陳建新

摘要：本文對近年新見的兩批三體石經材料進行了研究，列舉出了新見材料中部分可疑字形，認爲這兩批材料的真實性還需要進一步證實。

關鍵詞：三體石經；傳抄古文

在2015年和2020年，趙振華和王恒兩位先生相繼公布了兩批關於三體石經的資料，分别如下圖所示：

其中一批是現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的三體石經殘石照片和日本回流的拓本，一面爲《尚書·召誥》殘字，一面爲《春秋·宣公》殘字（分别爲圖1.1和圖1.2）。^[i]另一批是舊拓兩張，據説出自蘇州文物商店，正面爲《尚書·召誥》，背面爲《春秋·宣公》七年至十年經（分别爲圖2.1和圖2.2）。^[ii]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兩批材料可以上下遥綴（中間僅缺約三行文字），爲一塊碑石之殘，這對於研究三體石經和傳抄古文來説是十分重要的材料。根據張富海先生的考察，三體石經的古文除了主要來源於孔壁中書，還有西周金文、秦文字、隸書和後人編造的字形。^[iii]然而我們在研讀的過程中，對這兩批材料中的字形，尤其是古文字形産生了一些疑問，兹整理如下，以供學界參考。因爲這兩批材料可以綴合，是“一版之折”，因此接下來將一併討論，不作區分。

先就下文表格的體例進行説明：第一欄爲這兩批材料中的新見字形，包括古文、篆文和隸書。第二欄爲此前曾公布的或其他三體石經字形，字形後有用括號注明該字形是古文還是篆文，字形後没有注明出處的皆采自施謝捷先生的未刊稿《魏石經古文彙編》。第三欄爲其他傳抄古文字形，字形後的“通”指《訂正六書通》，^[iv]“通”後的數字爲該書頁碼；“訛”指《六書正訛》；“段注”指《説文解字注》；其餘字形皆采自《傳抄古文字編》，^[v]出處簡稱與之相同。

一、新見字形與原三體石經字形不合

表 1

《汗簡》“郤”字下收録有三體石經古文字形，其右旁从“邑”，字形略有訛變，而類似字形却收録於《古文四聲韻》的“卻”字下。李春桃先生認爲，俗書“郤”“卻”二字形體相近容易混淆，《古文四聲韻》可能是誤收。^[vi]因此，在原三體石經中，“郤”字的古文應該也是从“邑”的。而在新見字形中，隸書字形爲“郤”，古文和篆文字形均爲从“卩”的“卻”，這與原三體石經字形不符。

表 2

對比上舉前兩欄可知，新見字形中“拜”字的古文和篆文字形均與原三體石經不合，並且這種古文字形不見於傳抄古文字書，戰國文字中也未見類似形體。對於這新見的古文字形，趙、王兩位先生有作説明，請讀者參看，兹不贅引。新見的篆文字形與《説文解字》“拜”字或體“”相合，但與《説文》正篆和原三體石經字形作“”不合。對於這個或體字形，《説文》引楊雄説“拜从兩手下”。在《説文解字注》中，段玉裁將這一或體改爲“”，將原本位於字形右下角的“丅（下）”旁改成位於字形下半部。“”也見於《六書正訛》《訂正六書通》，這種結構的字形來源可以上溯到“魏太公吕望表”中的“”。^[viii]新見的古文字形與之相似，衹是竪筆變爲曲筆。

表 3

新見的古文字形在原三體石經中多見，皆用爲“亂”字的古文，《説文解字》“䜌”字下所收的古文字形與之相同。戰國楚簡“𤔔”字寫作（包山192）、（九店56）、（郭店·尊德義6），皆同石經古文，从“㗊”，“𤔔”聲，乃“𤔔”之異文，《説文》古文爲其訛體，假“𤔔”爲“䜌”。^[ix]而新見殘石拓本中却用爲“治”字的古文。

原三體石經中本有古文“治”字，張富海先生認爲是从“糸”，“𫩞”聲，用爲“治”，用字習慣與郭店簡相符。^[x]以“亂”爲“治”，即訓詁學中的“反訓”，這種用字習慣不僅與原三體石經不合，也罕見於戰國文字和傳抄古文。^[xi]清華簡《厚父》簡5、《成人》簡6似以“亂”爲“治”，具體如何有待研究。

表 4

趙、王兩位先生謂新見殘石拓本“紹”字古文作“邵”。其實其右旁應是石經古文的“卩”，而非“邑”。因此，新見殘石拓本是以“卲”爲“紹”之古文。原三體石經有古文“紹”，二者對比，可知新見古文字形脱漏一“幺”旁，以“卲”爲“紹”之古文也不見於其他傳抄古文。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原三體石經古文“紹”字拓本作“”，殘泐較多，而孫海波先生將該字形摹寫作“”，^[xii]未將其下的“幺”旁摹出，是不準確的，新見古文字形反而與這不準確的摹形相合。商承祚先生摹作“”，^[xiii]施謝捷先生摹作“”，都是較爲準確的。

另外，《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和《汗簡》中分别收録了兩個三體石經古文和，可隸定爲“卲”，字形結構與新見字形相同，需要解釋。首先是字，根據廣瀨熏雄先生對《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的復原，字對應於今本《尚書·文侯之命》“汝克紹乃顯祖”之“紹”。^[xiv]那麽新見字形以“卲”爲“紹”的用字習慣似與《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相合。不過在《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中，字對應的隸書雖然殘缺，但其對應的篆文作，顯然是“昭”字，因此今本“汝克紹乃顯祖”之“紹”在三體石經中作“昭”，（卲）用爲“昭”。石經本作“昭”爲借字，今本作“紹”爲本字。^[xv]《汗簡》的字下注明“昭，見石經。《王庶子碑》以爲‘照’字”，^[xvi]亦以（卲）爲“昭”。由此可知在三體石經中，以“”爲“紹”之古文，以“卲”爲“昭”之古文，二者井然有别。^[xvii]新見殘石拓本的用字習慣與之不符。

表 5

這一字形問題最大。從前後文來看，這一字是干支中的“壬”字，其隸書字形中底部的一横最長，這種寫法的“壬”字在隸書中多見，如：、。^[xx]而篆文和古文字形與原三體石經乃至所有傳抄古文和戰國文字字形不合，分明是“𡈼”字。“壬”和“𡈼”本是源流俱不相同的兩個字，字形演變如下所示：^[xxi]

壬：

𡈼：

可以看出，二者在古文字階段中形體差異巨大，不存在混淆的可能。衹有在隸變之後，二者字形纔較爲相似。三國時期書寫三體石經的人能够將這兩個字的古文和篆文混淆實在是難以想像的。

另外可以注意到的是，新見的古文字形頂部，和常見的“𡈼”字相比多了一横。筆者懷疑，這一横可以説明新見的古文寫法是截取自三體石經“淫”字的古文。再看“淫”字的篆文寫法，其右下所从亦爲“𡈼”（如上舉第二欄所示）。總之，新見“壬”字的古文和篆文寫法十分奇怪。

表 6

“勤”的新見古文字形作上下結構，與原三體石經古文字形不同，與《訂正六書通》字形結構相同。

二、新見字形與早期傳抄古文字形不合

表 7

原三體石經未見古文“根”字。傳抄古文中“根”字的古文形體與“困”字的古文形體相似，李春桃先生認爲可能是借“困”爲“根”。^[xxii]關於“困”字古文的來源，一般認爲其上的“止”形是“㫃”形的訛變，^[xxiii]《古文四聲韻》中作“㞢”形則是“止”形的進一步訛變。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傳抄古文“根”的形體中，上部均不作横筆，與“土”形不同。新見古文字形上部徑作“土”形，傳抄古文中未見與之一致的形體。在明代的字書《正字通》中恰好收録了一個字形與新見古文相同的字：“𣏄同根，亦作𣏅。”“𣏅”是“根”字的俗字，木在土下，會樹根之意。《訂正六書通》中“根”的古文亦从木从土，只是木在土上。

表 8

新見字形“祀”的隸書和篆文字形从“巳”，古文字形从“㠯（以）”，即“𥘰”字。“祀”字的傳抄古文多从“異”或从“巳”。新見的古文字形不見於較早的《汗簡》和《古文四聲韻》，與晚出的《集篆古文韻海》和《訂正六書通》相合。李春桃先生曾經指出，《汗簡》和《古文四聲韻》的古文中含有很多後世俗字，或直接來源於當時的俗體，或形體類化引起俗字，或增添偏旁引起俗字。^[xxiv]“𥘰”字作爲“祀”的異體，最早見於《廣韻》《集韻》《類篇》等字書，可見其産生的時代是相當晚的。頗懷疑《集篆古文韻海》中的“”來源於“𥘰”字，與李春桃先生所指出的現象類似，以後世俗字造作古文。徐在國先生也曾經指出，《集篆古文韻海》“所録古文形體無出處”，“不要輕易引以爲證，當有所鑒别”。^[xxv]

表 9

新見“嬴”字的古文字形將“女”旁寫在“𣎆”旁左邊，類似結構未見於早期傳抄古文，但與《訂正六書通》字形結構相合。

三、新見字形存在僞造之形

表 10

原三體石經未見古文“舒”字，新見古文字形與傳抄古文結構相似，尤其與《訂正六書通》字形相合。對於“舒”字的這類傳抄古文字形，李春桃先生有詳盡的分析，兹引録如下：

以上“舒”字第二類古文^[xxvi]都是經過後人改寫而成。《説文》：“舒，伸也。从舍、从予……”改寫者因“舒”字从予从舍，便把“予”字古文和“舍”字古文組合到一起，遂成以上三形。但改寫者不明“舍”字古文本爲“豫”字，左部形體就是“予”旁，其又在“豫”（“舍”字古文）上加“予”，致使从兩個“予”旁，事實上古文字中怎會有如此怪異之字，無疑是後來僞造之形。^[xxvii]

儘管三體石經古文中存在漢代學者編造拼凑的文字，我們也不知道“”這類僞造之形産生的具體年代，但是新見的古文字形與《訂正六書通》的字形相合甚密，這也不得不令人起疑。

最後，需要討論一下新見殘石拓本中“節”字的古文字形，相關字形見下表：

表 11

在原三體石經中有一塊“二體殘石”，該石上的“”字因前後文殘缺，過去多缺釋，如孫海波僅做隸定，並説“不知何經殘石，此字字書所無”。^[xxviii]商承祚先生也説“《説文》所無”。^[xxix]這一字形直至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纔被學者們考釋出來，認爲是“節”字的古文。^[xxx]而據趙振華和王恒兩位先生介紹，新見拓本在1981年施拓完成，因此殘石入藏於京都國立博物館當在此之前。據記載，該殘石於1976年6月從日本國内藏家手中購買入藏。^[xxxi]新見殘石拓本中用“”爲“節”字的古文，與後來的研究結果相合。這一點似乎可以直接證明這份材料爲真。

但是實際上，這一字形不僅與後來的研究結果相合，也與“節”字的傳抄古文字形相合，尤其是《訂正六書通》。因此，這也有可能是參考了傳抄古文字形和“二體殘石”而作，並不能够直接證明殘石拓本爲真。

以上就是我們在研讀新見三體石經殘石拓本中産生的疑問，基本可以總結爲以下幾點：新見的三體石經殘石拓本中的字形或與原三體石經的字形不合；或與早期傳抄古文字書中的字形不合，但是却與時代較晚的傳抄古文字書相合，尤其是《訂正六書通》；甚至還存在因隸變混淆和後人僞造的字形。^[xxxii]由於筆者學識有限，在此也僅能提出這些疑問，無力斷言材料真僞。不過，通過以上舉例，如果這兩批材料爲真，無疑會顛覆我們對傳抄古文包括《訂正六書通》古文字形來源已有的認識。

附記：本文曾在首届“樸學之光”研究生學術論壇（2022年8月20日）上宣讀，在會上承高中正、劉昕曜等先生批評指正，投稿後承審稿專家惠賜意見，又承名和敏光先生惠賜未刊稿，在此一併感謝。

後來趙振華、王恒兩位先生又公布了一件三體石經《尚書·洛誥》的拓本，與本文所論的兩批殘石拓本屬於同一塊碑石。（見趙振華、王恒：《新見魏石經〈尚書·洛誥〉拓本的學術價值》，《洛陽考古》2022年第4期）我們認爲其中“孺”和“惇”的古文字形亦十分可疑，對其有另文討論，請讀者參看。^[xxxiii]王寧先生認爲其中“孺”的古文來源於金文中讀爲“祁”的“”字的誤釋。^[xxxiv]起初我們也有相同考慮，但終覺把握不足而没有寫出。如果該意見可信，那麽新見的《尚書·洛誥》拓本必僞無疑，本文所討論的兩批材料與之屬於同一塊碑石，也可以確定是僞造的。

又，本文所討論的兩批材料實際上更早就有著録，分别見於京都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品圖版目録·考古編》，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1994年；^[xxxv]赤井清美：《中國書道史》，東京：東京堂，1979年，第180頁；西川寧主編：《書品》第233號，東京：東洋書道協會，1973年，第1～21頁。^[xxxvi]本文標題稱“新見”似乎不妥，不過考慮到上述文獻在國内罕見流傳，這兩批材料仍有賴趙振華、王恒兩先生的公布，因此仍稱“新見”。

2021年6月初稿

2023年9月改定

（陳建新：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古籍研究所，130000，長春）

原載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徐在國主編《戰國文字研究》第十輯，安徽大學出版社，2024年12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9月2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0月1日

点击下载附件： 2471陳建新：新見三體石經殘石拓本獻疑.docx

下载次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