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圖釋文》作者非吕大臨論

費文彬

杭州市蕭山區第二中等職業學校

北宋吕大臨撰《考古圖》十卷，爲現存最早金文專題著録。長期以來，《考古圖釋文》（以下簡稱“《釋文》”）被視爲該書的同作者配套續作。然而，上述觀點存在問題，不僅缺乏對于《釋文》的系統認識，同時也忽略了《釋文》與《考古圖》之間的重要差異。本文對此展開考論，認爲《釋文》作者雖難以確定，但應非吕大臨所作。

一、歷來争議

傳世《釋文》一卷，原附于《續考古圖》五卷之後，並缺名。二書傳本稀少，宋後絶少流傳。宋本爲錢曾于顧宸處所得，後經季振宜、徐乾學遞藏，又爲宋致奪去，去向不明。[1]錢氏曾據宋本影鈔，鈔本後入清宫天禄琳琅閣。嘉慶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錢鈔本不幸被焚。[2]

現存的《釋文》版本，共有文淵閣鈔本[3]、文津閣抄本[4]、上海圖書館藏鈔本[5]、陸心源《十萬卷樓叢書》刻本[6]四種。據考證，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的底本均爲天禄閣所藏錢氏影鈔本。[7]乾隆四十四年（1779），翁方綱完成了覆鈔本《釋文》的録副工作，並撰寫了四庫全書《考古圖》提要的初稿。上海圖書館藏本存翁氏隸書跋文，作“昔人云：‘書有誤，寧改污，勿挖補。’方綱書雖不工，然抄寫是書，竊意存此”，《十萬卷樓叢書》翁跋所無，知該本當與翁方綱鈔本關係密切。[8]光緒甲申（1884），陸心源于潘祖荫（字伯寅）處獲得翁方綱鈔本，並據以刊入《十萬卷樓叢書》。[9]總之，現存各種《釋文》版本應均祖出錢曾影宋鈔本。

由于錢曾所得宋本《釋文》作者缺名，歷代對于其作者歸屬争議不斷，至今主要有兩種觀點：其一認爲作者即吕大臨，其二主張爲趙九成。

持第一種觀點者，如翁方綱最初以弡中𠤱（弭仲簠，集成4627）“弡〈弭〉”字前後釋文不同，認爲《考古圖》釋“張”爲“後人附益”，並認爲“此《釋文》一卷當是大臨原本也”。[10]文淵閣《考古圖》提要繼承此説，指出二者“疑稍相牴牾”，推測其原因“或大臨削改未竟，偶爾駁文歟？”[11]近代學者容庚也持此見，指出《釋文》所引器物除伯姬鼎（㝨鼎，集成2819）外均見于《考古圖》，並引楊銁《增廣鐘鼎篆韻》“吕氏《考古釋文》之語，器之名稱十九相同”，及《郡齋讀書志》“元祐中，吕大臨所載僅數百字”作爲佐證。[12]唐蘭起初反對此説（詳下文），後亦改稱“吕大臨作《考古圖》，同時又作了《考古圖釋文》（清代學者誤以爲趙九成作）”。[13]裘錫圭先生也讚同吕大臨爲作者，認爲“吕大臨另編有《考古圖釋文》，按韻收字，是最早的一部金文字彙（或謂此書爲趙九成所編，似非）。”[14]馬曉風的《宋代金文學研究》亦采此説。[15]近來學者如崔璨認爲“細审《釋文》與《考古圖》結構完整，前後（文彬按：知網黑體重排版“後”字原缺）呼應具有整体性，有一气呵成之感，以文字音韻學角度上来看，前後連貫，當爲吕大臨所作”。[16]

然而，翁方綱後來又否認了自己的觀點，據“宋翟耆年伯壽《籀史》下卷有‘趙九成著《吕氏考古圖釋》’”，轉而認爲“據此，則《釋文》一卷是趙九成撰，其卷前題詞蓋九成所爲也”。[17]唐蘭最初認同此説。[18]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亦主張趙九成説。[19]《中國歷史文獻學史述要》贊同此論。[20]《宋代序跋全編》將《〈考古圖釋文〉序》署名趙九成。[21]《民國藝術史料叢編總目提要》也稱“《考古圖釋文》一卷，宋代趙九成撰”。[22]

總而言之，雙方的争論焦點在于對不同材料的采信和解讀。吕大臨説側重于兩書的内在文本聯繫及宋代文獻的間接記載，趙九成説則立足于外部文獻《籀史》的直接記録。然而正如下文所述，兩種觀點均未能系統、整體地審視《釋文》文本。

需加辨明的是，此處所説“趙九成”爲北宋末人，“九成”或其字。[23]《文史工具書的源流和使用》稱“清人以爲明代趙九成撰”，[24]《美术辞典》全襲其文，[25]將其與明代曾任鴻臚序班的寧波人趙九成[26]混淆，實不可取。

二、具體辨析

上述兩種觀點中，前者問題尤爲明顯。實際上，《釋文》與《考古圖》之間並非如崔氏所言的“前後呼應具有整体性”，甚至也不是文淵閣提要所稱“稍相牴牾”，反而存在顯著斷裂。

容庚先生所引材料亦有可商之處。其所引“吕氏《考古釋文》”亦可標點爲“《吕氏〈考古〉釋文》”，意即“對吕氏《考古》的《釋文》”，作者未必是吕大臨。特意標明“吕氏”，或因當時存在他書題名“考古”者，如《籀史》中所載有“李公麟《攷古圖》五卷”、“榮氏《攷古録》十五卷”兩種。[27]而其所謂《釋文》引器除伯姬鼎（㝨鼎，集成2819）外均見于《考古圖》，這也恰是反駁吕大臨作者説的有力依據。

（一）引器時序不合

首先需談及《考古圖》的成書年代問題。該書前有吕氏自序《〈考古圖〉記》，文末題“元祐七年二月”。文淵本書末重見，題作《〈考古圖〉後記》，末署“元祐七年歲在壬申三月上巳日”。按此，《考古圖》成書當在元祐七年（1092）。而其作者吕大臨的卒年，主要有1092年、[28]1093年、[29]1094年[30]三種説法。由此可知，吕氏于《考古圖》成書後不久便已離世。

前已述及，《釋文》所引器物唯伯姬鼎不見于《考古圖》。檢現存宋代金石著作，“伯姬鼎”之名僅見于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以下簡稱“《法帖》”）卷十。[31]金石目録類文獻中，則僅有高似孫《緯略》卷十一《三代鼎器名》、[32]鄭樵《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33]兩種提及。王質《詩總聞》卷十八《江漢》四章注亦引伯姬鼎文。[34]此外，《金石録》卷十二《鼎銘》引銘作“王格大室即位”。[35]遍檢宋代著録金文，似乎僅伯姬鼎銘文與此完全相合。

《法帖》約成書于公元1144年。[36]《緯略》成于嘉定五年（1212）。[37]《通志》始撰于紹興二十七年（1157），成于紹興三十一年（1161）。[38]《詩總聞》定稿于淳熙十五年（1188）。[39]《金石録》初稿成于趙明誠任萊州郡守時，時在宣和二年（1120）稍後，正式刊行在紹興十三年（1143）。[40]《宣和博古圖》的初修本成于政和三年（1113），重修本成于宣和五年（1123）之後。[41]該書收器數量衆多，編纂時向民間廣泛徵集文物，卻並未記載伯姬鼎。據此推斷，伯姬鼎的出土時間最早不會早于1123年，且最遲不會晚于1143年。如果此説成立，則直到吕大臨死後三四十年，伯姬鼎方才出土問世。吕氏固然没有明知身後事的神力，更不可能知道伯姬鼎的銘文。

退而言之，即便存在伯姬鼎于吕氏生前出土，並被某部早于《法帖》而今已亡佚的著作記録，且恰爲《博古圖》漏收的可能性，此設想不僅無文獻佐證，也實在過於巧合，難以成立。

因此，《釋文》引用伯姬鼎一事，與吕大臨的作者身份難以相容。

另外，《考古圖》卷三《雁侯敦》提到了“伯姬”，恐與伯姬鼎不涉。《穀梁傳·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范寧集解：“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

（二）釋文系統斷裂

本節逐個對比《釋文》不合《考古圖》釋文相異之處。

1.釋字有别者

2.《釋文》缺釋者

又，《釋文》入聲《屋部》有“鹿”字，《考古圖》釋文未見一“鹿”字。

又，𬱌，《考古圖》卷一《晋姜鼎》釋“𬱌”，讀“頵”，《釋文》上平聲《諄部》釋“頵”，疑字《百部》缺釋，前後矛盾。

綜上，《釋文》所收篆文字頭凡808個，其中與《考古圖》相異者共計96個，其比例達到了11.88％。若排除極易辨識或位於固定辭例中的字頭[43]，將其數量縮減爲一，則將剩餘662個字頭，比例可達到14.50％。考慮到吕大臨在《考古圖》成書後不久即去世，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内，其金文見解發生如此大的變化，並另撰一部釋文差異明顯的《釋文》，其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此，從二書釋文的顯著差異來看，難以認定其作者爲同一人。

（三）銘文字形錯亂

本節選取《考古圖》、《法帖》[44]、《宣和博古圖》[45]（以下簡稱“《博古》”）及《嘯堂集古録》[46]（以下簡稱“《嘯堂》”）與《釋文》對比字形，指出《釋文》字形明顯不合《考古圖》而與他本相合者。

由上表可見多處關鍵差異：鄦子鎛（集成48）“金”字，《釋文》上作“日”形，與《法帖》、《嘯堂》合，顯異于《考古圖》；王子吴鼎（集成2717）與伯戔盤（集成10160）“丁”字，《釋文》字形奇特，與《法帖》合，而《考古圖》形態常規；雝公鼎（集成2753）“月”字，《釋文》形態正常，與《法帖》、《博古》和《嘯堂》同，《考古圖》則字形態奇特；晋姜鼎（集成2826）“虔”字，字形與諸書都有一定差距，但和《法帖》全同；䧹侯簋（集成3860）蓋與器身分别有銘，蓋銘“尊”字有“廾”部，器銘無“廾”，《考古圖》僅收無者，而《釋文》作有；伯𦣻父簋（集成3920）“享”字，《釋文》字形僅與《法帖》相似；牧簋（集成4343）“寅”字，《釋文》字形與《法帖》同，形狀怪異，《考古圖》形態常規；叔良父盨（集成4409）“良”字，《釋文》字形爲《法帖》器銘，但《考古圖》僅收蓋銘；弭仲簠（集成4627）“無”字，《考古》下作“林”形，《釋文》及《法帖》雜亂不成形；等等。

綜上所述，關鍵銘文字形的對比顯示，《釋文》字形多處與《考古圖》迥異，卻與《法帖》高度吻合。雖然不能斷言《釋文》字形直接抄自《法帖》，但至少表明其依據的摹本來源並非《考古圖》，而與《法帖》所用底本關係密切。

雖然如此，不得不承認《考古圖》歷經傳刻翻摹，其字形直接未必反映原本情況，姑以置此，作爲存疑的補充證據。

三、結語

通過上述論證，可以明確見出《考古圖釋文》在釋文意見、銘文字形方面均與《考古圖》存在明顯矛盾，且所引伯姬鼎銘文出土時間晚于吕大臨卒年。由此可見，《考古圖釋文》與《考古圖》絶非“具有整体性”，且吕大臨在生前短時間内另撰一部差異如此之大的《釋文》的可能性極低。就此，我們認爲不當繼續認爲吕大臨是《釋文》的作者。

此外，文淵閣《考古圖》卷三《小子師簋》文末增一段文字，中有“懷人趙九成以爲從‘臣’從‘月’爲‘朢’字，理或然也”語，《釋文》疑字《月部》卻以此字未識。據此或可趙九成或許也並非《釋文》的作者，然亦不排除其後來改變觀點的可能。本文主旨在于論證吕大臨非《釋文》作者，且關於趙九成的史料匱乏，相關討論難以深入，故其作者歸屬暫不作定論。

總而言之，《考古圖釋文》的真正作者至今尚不可考，但應當並非吕大臨所作。

珍帚

2025年6月14日草成

2025年10月11日改定

拙作《考古圖三種校疏》于今年五月初步完成草稿，初版序言部分曾論及《考古圖釋文》的作者歸屬問題，主要依據在于兩書釋文内容所呈現的差異。稿件初成後，承蒙蕭禕科先生審閲，並對筆者所持觀點表示認同。先生説明，自己此前雖有類似看法，然未及深入考證。其後，筆者在繼續整理《釋文》過程中，注意到伯姬鼎及其銘文字形相關疑問，遂向先生請教。先生惠示去年與致陳哲先生回函一件，函中亦主張《考古圖釋文》非吕大臨所撰，並鼓勵筆者撰文探討此議題，且慷慨提供相關資料，本文由此得以醖釀並撰寫成文。初稿完成後，又蒙先生指點，對内容作了進一步補充與完善。後又請多位好友審閲本文，謹此一併致謝。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5年10月1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5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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