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隨州葉家山墓地出土銅器的“媿”字
（首發）
姚偉邦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有關“鬼”、“畏”通假的問題，沈兼士先生早已有精闢的見解，認為“畏”分化自“鬼”，二字同源。[1]其後曹銀晶先生又從字形、字音、字義上證明“鬼／畏”為同源字。[2]杜鋒先生則在孟蓬生先生對“畏”字字源考證的基礎上，將相關字形材料擴展至商代花東卜辭中出現的“
”、“心”、“鬼心”等問題。[3]惟細閱葉家山考古出土的“媿”字材料後，筆者認為可以補充“鬼／畏”早期構形分化的進程及其與地域之關係。
在西周早期的隨州葉家山墓地中，可見有數件曾侯諫為其夫人“媿”所作之器，其中“媿”字之隸定及其意思已為共識。[4]“媿”從“女”“鬼”聲，然葉家山銅器的“鬼”字部件寫法卻與其他金文不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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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
銘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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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家山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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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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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文可分為A、B兩類。A類“鬼”字的“囟/甶（
）”下端作兩歧形（
），又在其下加有“丄（
）”的符號，寫作“
”字；B類缺“女”字旁，寫作“
”字，僅一例。
現再看西周其他時期的“媿”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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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銘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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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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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後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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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晚期 |
A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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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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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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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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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字形演變而言，至西周中期，“丄”形構件自“媿”字消失，而“甶”下端從兩歧變為一條豎線再加上一條短橫線（
）。到了西周晚期，更演變成三大類型：
A類：A1承襲中期字形，但橫線向下方折（
）；A2進一步寫作人（
）字，筆勢較舒展。這類一路延續至春秋早期，如
（𪢬君婦媿霝壺《銘三》1055）。[7]
B類：回歸葉家山的兩歧寫法，但左歧加有一畫與之交叉（
）。
C類：與中期的毳盉相似，兩歧演變為一長一短，部份亦會在長畫中間加有一點（
）。
以上可見，到了西周中期以後，“媿”字變為由“女”、“甶”及“人”部所組成，並在其基礎上添加的飾筆，“丄”形並非穩定保存至後世的構形部件，但類似的構件及其位置在“畏”字中卻仍可見其後續發展。
吳鎮烽先生在《銘圖》中將葉家山M2:1（
）隸定為“
”字，此與晚商賓組甲骨文
（《合》14173）[8]、
（《合》17442）；[9]金文的
、
（大盂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10]、
（班簋《銘圖》05401，西周中期）、
、
（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
（師訇簋《集成》4342，西周晚期）的“畏”字類似。沈兼士先生認為，“畏”像鬼持杖形之表意初文、其構形從“卜（攴）”從“
”。[11]杜鋒先生又引裘錫圭先生“攴”本從手持“棍棒一類的東西”，後其所從之棍棒形變形聲化為“卜”之說，指出花東卜辭的“鬼”：
（《花東》88）和從“鬼”從“攴”的“
”：
（《花東》102）、
、
（《花東》114）、
（《花東》156）發展成上述甲金的“畏”字，證明“鬼（）”、“畏”字音和字形上皆相通。[12]西周晚期的駒父盨蓋“畏”字（
）（《集成》4464）的“卜”則改為“又（𠂇）”（
），可知“畏”字構件在西周晚期時出現變形。
然葉家山的“媿”字均將“丄”置於“
”字之下，與此前所述“畏”字將“卜”放於“”側旁的情況雖然不同，相關構件位置在春秋時期卻又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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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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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 |
楚國 |
吳國 |
蔡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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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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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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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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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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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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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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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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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畏”字所保留或替換的附加構件及其位置為標準，可將春秋時期相關字形暫分為三類：A類見“丄”位置與葉家山類似，另也會在原形上加有“攵（攴）”旁、“忄（心）”旁或“阝（邑）”旁，甚至出現鳥蟲書；B類則棄“卜”或“丄”而加上“口”。魏宜輝先生將
與戰國中期的陳𫎒簋蓋（《集成》4190）的“𩲡（
）”比較，指出其應為齊系“畏”字寫法；[14]C類因“攴”旁與“戈”旁通用，故而產生形體變化。[15]
若通過銅器製作背景來看，除了
凡伯怡父鼎甲地望不明之外，春秋時期帶“丄”的“畏”字銘文多出自漢水兩岸的曾、楚兩國、東南的徐國，以及長期受楚國控制的蔡國。[16]此類構形或可追溯至西周早期葉家山曾國文字，爾後在曾、楚、蔡、徐等地仍可見相近的字形現象。從這一分佈現象，可知該構形非僅見於孤立字例，而是與地域性書寫習慣有關。
惟需要注意的是，這尚不足以單獨證明二者存在直接的字形承繼關係。目前材料尚不足以判辨其屬直接的字形承襲，抑只是各地區在相近構形傳統下形成之平行變體。
我們不妨看看西周時期的“鬼”字，以及從“木”“鬼”聲的“槐”字，以進一步觀察其在西周時期之實際構形及在形聲字中的使用情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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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 |
鬼 |
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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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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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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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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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中後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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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可知，西周早期至中期“鬼”字有從“甶”從“人”、從“甶”從“戈”兩式；連同前述花東卜辭，均與葉家山“媿”及西周中期“媿”所從“鬼”字部件不同。至西周中期後段，上述兩類構形始逐漸合流為從“甶”從“人”的形式。
現以孟蓬生先生圖表為基礎，製作“媿”、“畏”、“鬼”三者的“鬼”字構件在西周、春秋年間的字形歷程：[18]
通過以上相關字形及其歷時、地域分布的考察，西周早期葉家山“媿”字所見“丄”形部件，或與“畏”字所從之“卜（攴）”具有一定的構形關聯。同時，其特殊寫法亦可為“鬼／畏”字形分化及其地域分佈提供新的材料。若再由地域性的書寫傳統入手，春秋時期曾、楚、蔡、徐等國見有同類文字寫法，後世似有參照、受之影響的可能。惟葉家山“媿”字所見“丄”形部件與“畏”字“卜（攴）”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字形承繼關係，則仍需更多西周早期材料加以驗證。
補記：承蒙洪若震博士與林師永昌細心審閱拙作並提出寶貴意見，使文中諸多瑕疵得以修正。謹致謝忱，惟文責自負。
[1] 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收入氏著，《沈兼士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86-202。
[2] 曹銀晶：《“鬼”、“畏”同源試證》，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1014#_ednref8，截取日期：2026年10月5日。
[3] 杜鋒：《花東卜辭中的“
”“心”“鬼心”及相關問題》（收入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等編，《出土文獻（第14輯）》，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10-25。
[4] 詳參《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和《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簡稱《銘圖》）。
[5] 圖像取自《隨州葉家山：西周早期曾國墓地》及〈湖北隨州葉家山M28發掘報告〉。
[6]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簡稱《銘續》）。
[7]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三編》（簡稱《銘三》）。
[8] 《甲骨文合集》（簡稱《合》）。
[9] 李宗焜先生釋之為“畏”。詳參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833。
[10] 《殷周金文集成》（簡稱《集成》）。
[11] 沈兼士：《鬼字原始意義之試探》，頁199-201。
[12] 杜鋒：《花東卜辭中的“”“心”“鬼心”及相關問題》；圖像取自《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簡稱《花東》)。
[13] 張道升：《侯馬盟書文字編》（合肥：黃山書社，2017），頁375。
[14] 魏宜輝：《談古文字“畟”“鬼”之辨及相關問題》（收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集刊（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202。
[15]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頁808。
[16] 張光裕先生認為，“
”或可通讀為“隗”，從而與文獻中的隗姓聯繫。詳參張光裕：《新見“發孫虜鼎”及“凡伯怡父鼎”小記》（收入四川聯合大學歷史系主編：《徐中舒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成都：巴蜀書社，1998），頁123。
[17] 魏宜輝先生及湯姆貓先生在其文章中針對“畟”、“鬼”二字作區分，故已歸為“畟”部的字將不納入討論。詳參魏宜輝：《談古文字“畟”“鬼”之辨及相關問題》，頁201-209；湯姆貓，〈甲骨金文“畟”字補釋〉，https://www.fdgwz.org.cn/Web/Show/11271，截取日期：2026年10月5日。
[18] 藍線為本文認為有較明確證據支持的演變／承繼關係。橙線僅表示形體上的可比性，不主張直接演變關係。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6年10月1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6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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