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居》“媺郢”考論

（首發）

关达明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楚文化研究所

清華簡《楚居》一篇所記“郢”稱之地頗多，其中“媺郢”一地因事涉吳師入郢之後楚郢的遷徙及楚史相關的重大史事，其地望的考察頗爲重要。本文擬將《楚居》與《左傳》進行文獻比對，並檢討現有諸說對“媺郢”地望作一考察，略陳愚見，以求教于學林。

一、關於《楚居》與《左傳》的文本比對

“吳師入郢”（《楚居》記爲“闔廬入郢”）是發生於楚昭王在位時期的楚史重大事件，也是我們將《楚居》和《左傳》進行文獻比對的時間基點。據《左傳》載，魯定公四年冬，吳師入郢，楚昭王奔隨；次年，秦國援軍與楚師數次大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入于郢；又次年四月，吳楚再戰，楚師水陸兩線再敗於吳，“楚國大惕，懼亡”，楚於是“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1]《楚居》載此前後楚昭王時的邦居，謂：

（昭王）……襲爲郢。闔廬入郢，焉復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復徙襲媺郢。[2]

將《左傳》與《楚居》中所記楚昭王的行蹤進行對比如下：

《左傳》：郢→吳師入郢，奔隨→入郢→遷郢於鄀

《楚居》：爲郢→闔廬入郢→秦溪之上→媺郢

若從直觀比較來看，《楚居》簡文“復徙襲媺郢”可對應《左傳》中的“遷郢於鄀”，則“遷郢於鄀”似以“復徙襲媺郢”的形式記錄於《楚居》之中。

關於《左傳》中“遷郢於鄀”的記錄是否反映在《楚居》之中，研究者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楚居》漏記“遷郢於鄀”。例如，《楚居》整理者認爲“本篇沒有昭王北徙的記載，而是去了乾溪”，對《楚居》漏記楚昭王徙鄀有所暗示；[3]張碩、肖洋認爲傳世文獻記載了楚昭王時“北徙都鄀”，而《楚居》中楚昭王時並無徙鄀的記錄，這是《楚居》的一個缺漏；[4]趙思木也認爲《楚居》漏記昭王遷鄀一事。[5]另一種意見認爲“遷郢於鄀”的記載可以在《楚居》中得到反映，但具體是楚昭王的哪一次遷徙，又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爲“復徙襲媺郢”即“遷郢於鄀”，如，院文清認爲媺郢可能就是鄀郢；[6]劉甫比較《楚居》與《左傳》，利用《水經注》有關“故鄀城”的記載進行考證，認爲媺郢是《水經注》所載鄀縣北面的一座城，兩者當屬同一地理單元，故而《左傳》所記的“鄀郢”即相當於《楚居》所記“媺郢”；[7]晏昌貴比較傳世文獻“昭王徙鄀”一事與《楚居》的記載，認爲“昭王徙鄀”應該就是指楚昭王從秦溪之上復徙襲媺郢一事，鄀郢應即《楚居》之媺郢，但至於爲何一稱媺郢而另一稱鄀郢，尚待進一步研究；[8]尹弘兵也認爲《左傳》和《史記》中昭王徙鄀或爲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媺郢。[9]另一種觀點認爲，“遷郢於鄀”對應《楚居》中楚昭王“自鄂郢徙襲爲郢”的記錄，如趙平安認爲，爲郢就是鄢郢，據清人吳卓信《漢書地理志補注》“鄢與鄀俱在宜城”，稱鄢可涵括鄀，《楚居》雖未記昭王徙鄀，但記有昭王徙爲郢，爲郢和鄀郢相當，趙平安故認爲《楚居》並未漏記“徙郢於鄀”一事。[10]

細察以上諸說，儘管部分研究者認爲《楚居》並未漏記“徙郢於鄀”一事，並試圖建立簡文與傳世文獻之間的聯繫，然而各說均有論證未達之處。院文清、晏昌貴與尹弘兵之說僅是出於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的直觀比較，未有切實論證；劉甫的論證有文獻依據，但也僅是提供了一種證據上的耦合性，並未提供鄀與媺郢之間存在關聯的進一步說明，論證基礎是薄弱的；趙平安之說看似提供了鄀與媺郢之間存在關聯的證據，但忽略了《楚居》所記邦居遷徙的時間線索，《楚居》記楚昭王以爲郢作爲邦居在闔廬入郢以前，而《左傳》記“遷郢於鄀”在闔廬入郢之後，兩者時間上並不吻合，因此趙平安關於爲郢與鄀郢關係的論證並不可信。另一方面，持“漏記說”的意見亦有可商榷之處。持“漏記說”者的底層邏輯是“遷郢於鄀”的“鄀”是當時遷郢所至之地的唯一地理稱謂，然而，由於傳世文獻的局限性，許多同地、同國之異名往往於傳世文獻中失傳，卻因出土材料的面世而爲今人所知，例如曾随之国名。因此，儘管“遷郢於鄀”未見於《楚居》文本，但亦未有足夠的證據能將“媺郢”與“鄀”爲同地異名的可能性完全排除。實際上，雖然目前“媺郢”的相關資料尚有不足，但通過對當時“遷郢於鄀”的地理和歷史情勢推論並結合“媺”的文字學分析，可見“媺郢”與“鄀”爲同地異名觀點具有較大的合理性。

二、關於“遷郢於鄀”的地望推論

研究者關於《左傳》所記“遷郢於鄀”中“鄀”的地望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爲此“鄀”爲襄宜平原的“南郡之鄀”。這一觀點由來已久，《漢書·地理志》便明確於南郡若縣下自注“楚昭王畏吳，自郢徙此”，[11]歷代注家也一直沿用此意見並在此基礎上展開相關歷史地理問題的探討，因此，該意見也仍舊是當今的主流觀點。[12]另一種意見則認爲，“遷郢於鄀”的“鄀”當爲“商密之鄀”，在今丹淅地區，例如徐少華認爲楚鄀都更可能在丹水中游以北的故鄀都商密，[13]高崇文亦認爲昭王徙鄀當在丹淅地區之鄀地。[14]將兩種意見進行比較，後一說更符合楚國當時的歷史情勢。

據《左傳》記載，魯定公六年（楚昭王十二年，公元前504年），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並擒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15]《史記·楚世家》記爲“吳復伐楚，取番”，[16]因此，楚人恐懼而遷郢於鄀。據考古資料，當時番地當在今淮河以南、今河南固始縣西境與潢川、光山、商城等縣之間，[17]繁陽則在新蔡北一帶，處汝水流域。這次吳楚交戰，楚國失去了在淮汝之間的優勢，加之吳師已有溯淮沿漢入郢的作戰經驗，故而“楚國大惕，懼亡”。若以此次遷郢的歷史背景觀照處於襄宜平原的“南郡之鄀”，則該“鄀”不僅不足以保障楚郢的安全，甚至將楚郢暴露於吳師的威脅之下。相反，若考察“商密之鄀”，則正如童書業所論，可以據此地以待秦師爲後援。[18]此外，申作爲楚國北境的門戶之地，地處方城之內，常有重兵部署，該地與商密之鄀各處南陽盆地之東西兩端，商密之鄀從軍事上可以申地爲屏障防範可能自東而來的吳師，且兩地成掎角之勢，《左傳》等可靠史料記載申地之師援救商密也不乏其例。[19]因此，從軍事情勢而論，“商密之鄀”不僅可有秦援，還可得到申地之師的拱衛，以此鄀地爲楚昭王所遷之郢以防範吳師顯然比“南郡之鄀”更具合理性。

又，《左傳·哀公四年》載，該年楚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詐稱“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20]其中，申、葉皆處楚國北境，而申更是防備北方的重鎮。《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楚莊王時戎、庸、麇等率群蠻、百濮乘楚國大饑而叛楚時，楚國以“申、息之北門不啟”防備北境；[21]而魯定公四年到五年闔廬入郢時，楚國即便遠道向秦國求援，也未見調申地之師以馳援郢都的記錄。可見，申地的戰略任務始終在楚北境。哀公四年時申公等雖是詐稱，但調動申地等師以救郢的詐言也反映了此時的郢應處於申地等師的戰略防禦範圍之內，而南郡之郢顯然並不在這個範圍。此亦可旁證哀公四年時之郢應不在“南郡之鄀”。又，申、葉等詐言稱吳師將“泝江入郢”，這表明了此時的郢處於吳師進軍路線的“江”之上游。石泉先生曾指出古文獻中“江”不是長江的專稱，[22]此處的“泝江入郢”可能是泝漢水而入丹水，進而挺進商密之鄀這一路線。若哀公四年之郢處於“南郡之鄀”，則楚應以漢水爲防備吳師的天然防線，而結合闔廬入郢的經驗，吳師此時攻郢應非“泝江”而是“過江”或是“順江”，亦可見此時之郢似不當在南郡之鄀，而應在商密之鄀。

此外，從考古材料來看，古商密一帶即今淅川附近有不少春秋中晚期等級較高的楚墓，其中的下寺、和尚嶺、徐家嶺等墓群爲楚國公族薳氏家族墓地，表明楚國在此地的勢力根基深厚，不乏以此地爲臨時避險之郢的條件。

以上綜合當時歷史情勢、史事以及考古材料推之，楚昭王“遷郢於鄀”的鄀地當爲“商密之鄀”。

三、關於“媺郢”與“商密之鄀”的文字學關聯

於商密之鄀而言，鄀原爲古鄀國之國名，而商密爲原鄀國的之都，楊伯峻謂僖公二十五年戍商密即戍鄀，商密以國都言，鄀以國言。[23]若前文所論昭王徙鄀之“鄀”爲商密之鄀不誤，則亦可謂昭王遷郢於商密。從文字學角度而言，商密之“密”與《楚居》媺郢之“媺”具有文字學上的關聯。

從讀音來看，“媺郢”之“媺”，《楚居》簡文作“”，從𡵂得音，爲明母脂部字；密，爲明母質部字。兩字讀音聲紐相同，韻部脂質對轉，具有相通的可能性。儘管當前未見“媺”與“密”直接相通的辭例，但典籍中可見與“媺”共享聲符且相通的“微”字與“密”相通的辭例。例如，《韓非子·內儲說下》：“司馬喜嘗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24]《呂氏春秋·安死》：“以微抇之”，[25]兩處“微”字與“密”字均音近義通。又，楚文字中“密”字存在兩種寫法。一種從必得聲（幫母質部），寫作“”，如清華簡《繫年》第六章簡39：“圍商（密）”；一種從米得聲（明母脂部），寫作“”，如上博簡《容成氏》簡46：“（密）須氏”。其中，“米”字正與“媺”字同音，以“米”爲聲符的“咪”字可通“媺（美）”，如馬王堆竹書《十問》：“治氣之精，出死入生，驩欣咪㝅”。[26]

儘管在當前文獻中未見“媺”與“密”通的直接辞例证据，但根據“媺—微—密”与“媺—米—密”两條路徑的音韻考察，仍舊可見“媺”與“密”之間密切的音韻聯繫。材料表明，“媺”与“密”在战国楚地语言中具备语音上相互沟通的可能条件。因此，本文認爲在當前材料的條件之下，以《楚居》“媺郢”爲商密是較爲合理的推測。

當然，本文也注意到學界對於“媺郢”的地望考證尚有其他觀點。如，子居以《山海經》所記“美山”爲線索，認爲媺郢或在今安徽金寨縣地區。[27]張碩、肖洋則認爲《楚居》記“媺郢”爲楚昭王最後居徙之地，而《左傳》記楚昭王最後駐軍並逝世於城父，因此認爲“媺郢”可能即城父，大致位於今安徽省亳州東南。[28]牛鵬濤則認爲“媺”與“麋”通，文獻中“麇”常記作“麋”，因此媺郢應即《左傳》所記吳楚苦戰以及楚昭王命王孫由所城的“麇”，在今湖南岳陽。[29]晏昌貴認爲牛鵬濤對“媺”、“麋”、“麇”字的考釋以及媺郢即《左傳》所記麇地是可取的，但認爲該麇地應是鄰近柏舉，在今湖北襄陽東北、滾河入唐白河後的唐白河下流東岸。[30]然細考以上觀點，本文認爲諸說或失之於偏離當時歷史情勢而難以取信，或失之於拘泥於從地名古音切入而牽強附會，因而均難以成立。子居的“美山說”與張碩、肖洋的“城父說”所定地點太近吳國，“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31]若依此二說，則楚郢完全暴露於吳師的騷擾和攻擊範圍。[32]此外，城父雖是楚昭王的逝世地，但該地實際上是楚昭王救陳時的駐軍地，並不符合《楚居》中“媺郢”作爲“郢”的地位，[33]就此而言，張碩、肖洋的“城父說”同樣難以取信。牛鵬濤的“麇地說”雖然可證“微”與“麋”相通，但“麋”與“麇”之間其實是文本流傳中字形相近所產生的混淆。牛鵬濤稱《太平寰宇記》引《左傳》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引從禾之“麇”作從米之“麋”，然據清末金溪趙承恩紅杏山房藏板校宋本重刊本《太平寰宇記》卷146“當陽縣”條引《左傳》作該字確實是從米之“麋”字，而同書卷143“房州”條引《左傳》同段，既有作從禾之“麇”，也有作從木之“䴢”，並“房州”條爲該字注音“音君”。[34]又，《左傳》文公十一年所記“楚子伐麇”，《公羊傳》作“圈”。[35]可見《左傳》所記乃是與“君”、“圈”音近的“麇”而非歌部的“麋”，“麋”與“麇”實際上並不相通，今人所見《太平寰宇記》“房州”條轉引《左傳》之誤或是文本流傳過程中雕版刻訛誤所致。因此，牛鵬濤“麇地說”及晏昌貴在此基礎上之所論亦不足爲信。

四、結語

綜上所述，文本認爲“媺郢”與“商密之鄀”爲同地異名，又據“媺郢—商密—商密之鄀—鄀郢”的推論鏈條，本文認爲《楚居》所記楚昭王“復徙襲媺郢”一事即《左傳》所記魯定公六年楚昭王“遷郢於鄀”，故而《楚居》並未漏記楚昭王“遷郢於鄀”一事。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6年11月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6年1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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