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尸子》三劄

（首發）

楊雲荃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尸子》的“雒陶”當即“咎繇（皋陶）”。黃帝“合宮”當為“玄宮”，屬於戰國中晚期以至漢代所設想和實踐的明堂制度，不應該以此隨意與新石器時期的考古發現相牽合比附。“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居是去非”“從道必吉，反道必凶”的表達方式與《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如出一轍。而它們都托於務成昭和舜，卻從不一及於《大禹謨》與禹，正可補證《大禹謨》之偽。

《尸子》一書在《漢書·藝文志》中為“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1]《隋書·經籍志》：“《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2]後代《尸子》續有亡佚，從元代開始就有輯佚之作出現，而清人汪繼培所輯“最為稱善”。[3]

然今本《尸子》，頗多漢人色彩，如引用《爾雅》及《禮記》《大戴禮記》中多篇文字，故民國人多疑其非先秦舊籍。[4]本世紀以來多有為《尸子》辯護者，雖有一定成績，但總體上並不成功。近年，寇志強通過分析《尸子》與《呂氏春秋》的關係，並根據該書佚文涉及秦始皇登泰山事，認為該書“最終完成當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後”，所論極是。[5]惟寇先生認為該書成於秦始皇焚書以前，則並無根據。《尸子》中存在較為濃重的漢代甚至漢以後的色彩是難以否認的，學者大可不必自先設限。《尸子》成書年代問題，需要多方搜求證據才能準確定位，非此處所能具論。

魏代富在汪繼培輯本基礎上作《尸子疏證》，其補正汪氏之處良多，可稱近來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佳作。頃捧讀《尸子疏證》，亦複間有所得，撰為劄記三則，以共商於讀《尸子》者。

（一）“雒陶”即“皋陶”

《漢書·古今人表》九等人中“上下”有“雒陶”“續身”“柏楊”“東不訾”“秦不虛”前後相連，顏師古注：“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宇’。並見‘尸子’。”[6]“雒陶”以及五人同時出現，在漢代及此以前除《漢書》以外，僅見於《尸子》。汪繼培輯本《尸子》：“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身、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7]這裏面，“方回”於《古今人表》在“上中”。[8]《古今人表》的名單與《尸子》如此一致，且並無類似的文獻見於它書，似乎可以證明《尸子》這一段文字應該是《古今人表》的來源。

《聖賢群輔錄》比《尸子》多一人：“雄（一作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或云不識）、秦不虛（或云不空）、靈甫。”“右舜七友，並為歴山雷澤之遊。《戰國策》顏歜云：‘堯有九佐，舜有七友。’而《尸子》只載雄陶等六人，不載靈甫。皇甫士安作《逸士傳》云：‘視其友則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空、靈甫之徒’。是為七子，與《戰國策》相應。”[9]

但《戰國策》所云“舜有七友”果真和《逸士傳》及《聖賢群輔錄》所列七人一致嗎？《戰國策》顏斶對齊宣王，說：“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是要齊宣王“明乎士之貴也”。[10]如此整齊的數字排比，顯然是出於文章作者的審美要求，並非實指。皇甫謐及《聖賢群輔錄》的作者要用《尸子》中的六人加上一個“靈甫”來比附這七人，實是魏晉人出於泥古情結的附會之談，是在《尸子》和《古今人表》基礎上所踵事增華。

《尸子》這段文字中提及舜所得六人，有的見於《韓非子·說疑》：“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11]俞樾：“‘顛頡’，晉人而系之秦；‘僑如’，魯人而系之衛，為不可曉”，故疑本作“晉顛頡、魯僑如”而屬於《說疑》下麵一段文字，因傳寫誤入此節，又於誤“晉”字在“伯陽”上。[12]俞說有一定道理，可以參考。這段文字中，顯然“續牙”即“續身”，“晉伯陽”即“伯陽”，“董不識”即“東不識”。不過這些人在十二人之中，位置雜錯，恐怕《韓非子》未必是認為他們是舜時期的人，只是籠統說是上古的賢人隱士。

舜所得六人之中，有幾位在其他文獻中還出現過，如《墨子·所染》“舜染於許由、伯陽”。[13]《呂氏春秋·本味》：“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14]《淮南子·俶真訓》：“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15]大概《尸子》刺取古書中關於堯舜的傳說人物伯陽、續耳、方回及《韓非子》中不明其背景的“董不識”而湊成四人，又由“董不識”“狐不稽”之例，而創造出一個“秦不空”。“董”為姓氏古所常見，“東”則罕覲。這也證明“秦不空”之“秦”在西與“東不識”之“東”相對是有意安排。

《尸子》六人的五人都得到瞭解釋，那“雒陶”又從何而來？[16]竊以為“雒陶”即“皋陶”。“皋”或作“咎”，“陶”或作“繇”，如《離騷》：“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17]“皋陶”與“咎繇”是音近假借關係。“咎”，《說文》：“災也。從人，從各。各者，相違也。”[18]戰國文字字形與之相符。“雒”《說文》：“忌欺也。從隹，各聲”。段注云：“各本作鵋䳢”。[19]雒、洛可通，古文常見，自不待言。而雒、洛、咎其實都從“各”得聲，皆可假借。皋陶在《尚書·舜典》中是舜廷的“士”，自然是有資格成為舜交遊所得的六位賢人之一。准此，則“雒陶”即是“皋陶”。

《漢書》中“咎繇”在上中，《尸子》在“雒陶”之外也常提到包括“皋陶”在內的三后。則“皋陶”與“雒陶”在傳說中已經分化為兩人。也可能由“皋陶”而變作“雒陶”即 是《尸子》所為。

二、“合宮”即“玄宮”

《尸子》：“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又“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欲觀堯舜之行於總章。”[20]學者認為《尸子》所說的黃帝時代的“合宮”真實可信，可以得到考古發現的甘肅秦安大地灣F901“大房子”驗證。[21]這種觀點可能過於樂觀地相信古代文獻中對上古歷史記載的可靠性。實則《尸子》這一段文字與戰國中晚期以後到漢代所設想及實踐的“明堂制度”密切相關。

《呂氏春秋》天子以春、夏、秋、冬，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22]《禮記·月令》與之相同。[23]《淮南子·時則》比之多“中宮”。[24]《史記·五帝本紀》“正義”引《尚書·帝命驗》宋均注，以“明堂”“太室”“總章”“元堂”“青陽”釋周人明堂之制，對應於《尚書》之“五府”。[25]“元”“玄”相通，明堂中央之“太室”，即《時則》之“中宮”。《尸子》所載與戰國晚期以至漢代的明堂月令制度若合符契。《尸子》中“總章”“明堂”與諸說皆同，“陽館”對應“青陽”，則“合宮”正對應“玄堂”。而“玄堂”又即“玄宮”。

《管子》有《幼官》及《幼官圖》兩篇，何如璋認為“幼官”為“玄宮”之訛：“本文有玄帝之命，又‘玄官’凡兩見，《戒篇》‘進二子於里宮’，亦訛作‘官’。《莊子》‘顓頊得之，以處玄宮’，《藝文類聚》引《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夏禹於玄宮’，足證‘幼官’為‘玄宮’也。”[26]《隨巢子》與《莊子》已有“玄宮”之稱，但並未明確表現出與明堂制度的關係。《幼官》以“四時五行”說明君主所應行的政令，與明堂之制有密切關係。李零認為《幼官》代表了與《月令》相區別的一種“四時五行時令”。[27]但這兩種模式都共同分享了“玄宮”概念，更證明它在戰國西漢人觀念中的地位。

《呂氏春秋》以下等文獻中的“玄堂”也就是較早的《莊子》《管子》中的“玄宮”，而“合宮”之“合”也就是“玄”字之訛。“玄”含幽暗之義，“玄宮”居北，與居南之“明堂”相對，則“合宮”之為“玄宮”也可以無疑了。

（三）“務成昭”與“巫咸祒”——“從道必吉”句與偽古文尚書《大禹謨》

偽古文《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28]孫星衍《古文尚書馬鄭注序》認為是“以此言為彼言”，“《太平禦覽》引《尸子》曰：‘舜曰：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而以為禹言。”[29]這是《古文尚書》偽作的諸多證據之一。實《尸子》中還有一節文字可以加強《古文尚書》偽作說。《尸子》：“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30]

務成昭對舜所說的從順避逆之道和舜所說如出一轍。務成昭與舜的關係是戰國晚期的傳說。《荀子·大略》：“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31]這節文字又見於《韓詩外傳》及《新序》。《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著錄有《務成子》十一篇，自注云：“稱堯問，非古語”，數術略五行類有《務成子災異應》十四卷，方技略房中類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32]

馬王堆漢簡《十問》有“巫成柖”：“巫成柖以四時為輔，天地為經。巫成柖與陰陽皆生，陰陽不死，巫成柖興（與）相視，有道之士亦如此。”[33]原整理者認為：“巫成柖，即務成昭，傳說為舜之師，見《荀子·大略》及其注所引《尸子》，《漢書·藝文志》有《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34]《十問》關涉於房中養生之術，正與《漢志》方技略房中類的性質相合，可證“巫成柖”確實就是“務成子”。銀雀山漢代殘簡中有舜與牟成的對話，“……牟成曰：‘實居是去非’舜曰：‘請問實居是去【非】……’”整理者認為“牟成即見於古書的務成昭，牟與務，勺與昭，古音相近可通。”[35]

裘錫圭先生認為務成昭又實為《莊子》中的“巫咸祒”。[36]《莊子·天運》：“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王先謙集解：“李云：‘巫咸，殷相。袑，寄名也’。宣云：‘袑，蓋招之訛，言巫咸相招致答耳，古來止有巫咸，無巫咸袑也。’”[37]兩說皆非。“務”“巫”與“昭”“袑”（或作“祒”）音通假借，“成”與“咸”字訛也。裘先生認為：“有的古書上務成子之名作‘跗’（《新序·雜事五》）或“附”（《韓詩外傳》五），恐有誤。”[38]按“跗”“附”皆從“付”，似皆“勺”之形訛。“巫咸”見於《尚書》，為殷人。《尚書·君奭》：“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於上帝；巫咸乂王家。’”[39]到戰國時，“巫咸”則演變為民間所信仰的神靈，如《山海經》《楚辭》。[40]“務成昭”與“巫咸祒”只是形訛關係，還是“巫咸祒”系從“巫咸”中分化，有待於進一步考察。

裘先生還提到“《路史》後紀卷十一：（舜）問於務成軺曰：‘天下未治，何以使我？’對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治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莊子》所引‘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等語，意與此相近。”[41]《路史》這段文字是引自《尸子》。從上文的考察結果，我們可以接著說，不僅《莊子》“巫咸祒”的話和《尸子》務成昭對舜的話語義相近，其實和《尸子》舜自己的話、銀雀山漢簡“居是去非”及偽古文《大禹謨》中禹的話，也都如出一轍。《莊子·天運》這段話中作為或凶或治的核心是“六極五常”，在《尸子》中則是“天下之順”和“道”。前者偏向於神秘的天道，後者偏向倫理與德性。它們在內容上雖有差異，但“順之則治，逆之則凶”，“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居是去非”“從道必吉，反道必凶”的表達方式與《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如出一轍。而它們都托於務成昭和舜，卻從不一及於《大禹謨》與禹，正可補證《大禹謨》之偽。

本文收稿日期为10月1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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