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保训》源自三晋文献说

（首發）

程浩

上海大学

[摘要] 清华简《保训》的竹简形制与同批的其他竹书有明显区别，应该不属于《尚书》或《逸周书》的内容 。从《保训》的字形特征与用语来看，它很可能源自三晋之地流行的众多“书”类文献的中一种。《保训》流传到楚地后经历了传抄过程中的“驯化”，逐渐形成了我们现在所得见的面貌。

[关键词] 清华简；《保训》；竹简形制；文献特征

《保训》是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最先公布的一批材料。其释文及图版一经发表[1]，随即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一时间著家蜂起，蔚为大观。诸家对简文的考释已臻完备[2]，对其思想性的解读也论著颇丰[3]，唯独对《保训》的文献特征却鲜有问津者[4]。本文即就这一问题进行申说，试补其缺。

一 竹简形制

简长：除简2残断外，其他10支简保存较完好，简长基本一致，为28.5厘米。李学勤先生介绍《保训》简长28.6厘米[5]，与整理者略有出入，但相差甚微。原简的长度合战国尺约一尺二寸半，汉尺约一尺二寸[6]。

简策长短是区分简书性质的主要依据，这点前辈学者早有论及。王国维先生作《简牍检署考》，称：“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其来远矣。周末以降，经书之策皆用二尺四寸。周时国史记注，策亦二尺四寸也。礼制、法令之书亦然。二分取一，则得一尺二寸，《钩命决》所云《孝经》策是也。汉以后，官府策籍亦用一尺二寸。”[7]王氏之论，多引《论衡》、《盐铁论》等汉代文献为证，所称当为汉尺，而《保训》简长恰为汉尺一尺二寸。《保训》公布之初，曾有学者认为其与《尚书》、《逸周书》有密切关联，现在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清华简中见于今传本《尚书》之《金縢》、《逸周书》之《程寤》、《皇门》，简长为44.5~45厘米[8]，一皆为长简。1987年，在湖南慈利石板村出土了《逸周书》的《大武》，也为45厘米左右的长简[9]。根据李学勤先生的介绍，在整理清华简的过程中“之所以首先选取《保训》，是由于这篇简书长度特殊，虽然分散在大量竹简中，比较容易集中起来。”[10]由此可见，《保训》这种短简在清华简中是比较特别的，因此在书籍的性质上也应该与其他竹书区分开来。

前文已经提到，《保训》简长约合汉尺一尺二寸。对于一尺二寸的简，李零先生认为：“中简一尺二寸，当周尺半，钞传记或簿籍”[11]，周凤五先生也说：“阐述发明六经奥旨的传注较短”[12]。因此，将《保训》归于《尚书》等经书之类恐怕有失妥当。在目前发现的抄写内容为古书的战国竹简中，只有郭店《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两篇简长与《保训》接近，为28厘米左右[13]。《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两篇竹书，一般认为出自孔门后学之手，是对孔孟思想的阐述与诠释，属于典型的“传注”。

简端形态：上下简端皆平齐。

在郭店简和上博简中，简端除平齐的外，还有修治成梯形和半圆形两种情况。周凤五先生曾根据郭店简的形制推论：“简策的长短固然重要，经典与传注之分还是取决于简端的形状，梯形者为经，平齐者为传”。[14]上博简公布以后，学者对周凤五先生之说的依违有所分歧。林素清先生认为：“这种说法如今在上博《缁衣》简似乎又得到佐证”[15]，其根据应是上博《缁衣》整理者所说的：“竹简两端均经修正，呈梯形状”[16]。冯胜君先生则认为上博《缁衣》应该看作是简端平齐的，并据此质疑周凤五先生的意见并不具有普遍性[17]。从清华简的情况来看，恐怕事实应如冯胜君先生所言。因为目前得见的18支竹简[18]，简端都是平齐的，并没有因为竹书包括《尚书》的内容而作特殊的处理。因此，简端的形态并不能作为判断《保训》篇性质的依据。

编纶、契口：整理者未提及。笔者将图版放大数倍，似可见两道编纶，并在同位置简右侧有“<”形契口。

编联方式：应为先写后编，简6第6字恰好位于第一道契口处，部分笔画已经被编纶破坏。

由于清华简中只有《保训》是短简，因此无法进行对比。但值得注意的是，上文提到简长与《保训》相当的郭店《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其编纶、契口与《保训》也非常相似。

每简容字：除简2残断不可得知，其余每简容22~24字不等。

已知的清华简其他八篇竹书，每简容字都在40字左右，字间距与《保训》相当。但与《保训》顶格书写有所不同，其他八篇都在简首有留白。这又是《保训》在清华简这批竹书中的一个特别之处。

二 字形特征

《保训》除了竹简形制比较特殊外，文字书写风格也与众不同，这点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19]。李守奎先生认为《保训》文字众体杂糅，可能羼入它系文字的特点[20]。两位先生的观点都是极具启发性的，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保训》篇的文字具有较多的三晋文字特征。

至：简9作，与习见的楚简中作（包山142）[21]的“至”不同，下部有竖笔而无短横。林清源先生指出：“至字加羡笔于横笔下为楚文字特有，作则见于齐鲁或秦文字。”[22]实际上，“至”字齐鲁文字未见，战国文字中字形与之相近的为三晋文字（中山王鼎）与（安邑下官钟）。

万：简5作，下部中间写得像“人形”，与楚简中常见的（郭店·老甲13）并不相类。李守奎先生指出，这种写法的“万”见于三晋玺“又（有）千万” （《古玺汇编》4736和4737）[23]。

又旁：简4作，简9作。沈培先生曾经指出，简9整理者释为“志”的字，其下部从“又”而不是从“心”。[24]实际上，《保训》中所有的“又”部都写作三笔，这在楚简中是非常少见的。清华简的其他竹书中，也都写作两笔。有学者指出，这种写法的“又”见于上博《苦成家父》与侯马盟书[25]。而侯马盟书1965年于山西侯马出土，是典型的三晋文献。

亡：单字有 （简8），作部首的有（简9）和（简4）。简文这种构型在楚系简帛中还是首见，战国文字中只有三晋玺文（《古玺汇编》4770）字形与之相近。

除上述有三晋文字可以对照的几例外，《保训》中还有许多字形是不见于楚文字的。如简1的“隹”“丑”、简2的“及”、简4的“舜”都与《说文》古文及三体石经相近。《说文》等较晚的文献中保存的古文，其来源主要还是当时存世的“古文经”与战国青铜器。早在司马迁所在的武帝时代，六国文字就已经被统称为“古文”了，因此在今天是很难辨别其国别的。冯胜君先生曾经对《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中的“非典型样本”[26]进行了一次统计，并根据统计结果将《说文》古文和三体石经古文归入齐系。笔者始终认为这样的推论有失审慎。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只能说这几例具有非楚系文字特点，即它们既可能属于齐系，也有可能是三晋甚至燕系文字。

另外，简2的“及”字，写法与郭店《唐虞之道》非常接近。郭店《唐虞之道》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这点冯胜君先生已证。但有学者据此推论，《保训》同样写定于齐鲁地区[27]，恐怕是不能成立的。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唐虞之道》并非楚文字，而是三晋文字。”[28]冯胜君先生的研究，也承认了与三晋文字相合的情况占到了一定比例[29]。而且，我们不能因为《唐虞之道》是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就认定其中的每个字都属于齐系文字。更何况，《保训》中“及”字的写法，在齐系文字中也是没有先例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保训》个别用字与战国楚文字形体有着明显不同，保留了较多三晋文字的特点。在解释这种楚地出土文献带有他国文字特征的现象时，周凤五先生提出了“驯化”的概念，认为文献在传抄过程中虽然会被改写为当地的通行文字，但要几经辗转才会逐渐失去其本来面貌[30]。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华简《保训》，可能就是未经完全“驯化”而较多地保留了底本特征的三晋文献。

三 文献源流

《保训》除了字形上较多地保留了三晋文字特点外，文句上也多有可与传世三晋文献对应者。

其一，文王在训诫太子发时，讲述了上甲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的故事。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与之契合：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31]

其中的王亥、上甲微为商代先公，王国维先生《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论之甚详。而简文中上甲微“假中”的对象河伯，文献记载也仅见于《竹书纪年》与《穆天子传》。这两部文献同出于汲郡魏安厘王冢，是不折不扣的晋系文献。沈建华先生通过对与河宗有关卜辞的研究，认为“‘河’指的是黄河中游一带，古人以黄河四渎为宗，说明河神的崇拜起源和传说，产生和流传于黄河河套地区”[32]。河伯传说在以三晋为中心的黄河中游的广泛传播，直接体现在了晋系文献《竹书纪年》、《穆天子传》与清华简《保训》上。

其二，简2“甚”，整理者释为“甚”，苏建洲先生读为“渍甚”[33]。“渍甚”，周凤五先生训为“大渐”[34]。“疾大渐”的用法为先秦典籍习见，而称“渍甚”的只有《吕览·贵公》一处：

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

“渍甚”这种用法，可能也是源于三晋之地。因为《吕览》虽为秦相吕不韦所集，但吕氏本系赵人，其舍人亦为多晋籍[35]，故其中很可能保留着大量的晋地习语。至于苏建洲先生提出的：“上引何休说：‘瘠（渍），病也。齐人语也。’此说若可信，则对探讨《保训》的文本来源或有帮助”[36]，我们认为何休此说并不能作为探讨《保训》文本来源的依旧。毕竟，《公羊解诂》所称“齐人语”本指“瘠”而非“渍”字。

其三，《保训》虽不隶属于《尚书》或《逸周书》，但其文体与用句与 “书”类文献非常相近，其例不胜枚举[37]。

我们知道，三晋之地有传习《尚书》与《逸周书》的传统。陈梦家先生指出：“关于夏、商、周三代之书的保存与拟作，应该分别为晋、宋、鲁三国所为。周书多是鲁国太史所藏，而夏、商之书多为晋、宋两国之人所拟作。这些拟作，也自然有所本，因之也保存了许多史料。”[38]先秦典籍中，对《书》的引用也以《墨子》[39]、《吕览》等三晋系统的文献为多[40]。《逸周书》的情况则更盛。蒙文通先生认为：“《逸周书》是部古文派旧书，朱右曾说‘其间有晋史之辞’，就我看来，在孔子以前引此书的只有荀息、狼瞫、魏绛，都是晋人。说这部书出自晋国，应为可信。”[41]罗家湘先生则认为“《逸周书》的编辑应是子夏居西河后的事情”，甚至子思将晋国独有的《祭公》写入《缁衣》也是子夏入魏的结果。[42]由此，可见三晋在整个“书”学史上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

了解了上述“书”类文献在三晋流传的情况以后，就不难理解汲冢会出《周书》以及源自三晋的《保训》有如此多的“书”类文献特点了。

四 小结

鉴于《保训》的竹简形制与同批的其他竹书有明显区别，我们认为它应该不属于《尚书》或《逸周书》的内容，其重要性恐怕也如它的简长那样要等而次之了。但从《保训》的字形特点以及用句习惯来看，其源流很可能是流传在三晋之地的众多“书”类[43]文献的一种。《保训》传到楚地后，由于不受重视，故而传抄较少，因此较多地保留了三晋文字的特征。

至于《保训》写定年代的问题，我们基本上同意学界认为其成篇较晚的说法。但《保训》中也有一些材料是来源较早的，尤其需要注意。如有学者指出：“简文中介词‘于’均写作‘于’，‘乌呼’字则写作‘於’。郭店简中的‘于’多出现在引《诗》、《书》的文句中，上博简‘于’则以《周易》篇最多见（该篇只用‘于’不用‘於’），都是较早的文献。所以《保训》简中‘于’‘於’的用法，应该也是能够反映这篇文献时代较早的特征。”[44]此外，如果《保训》里的“中”可是理解为“旗”的话，这一来源也是比较早的。因为“中”表“旗帜”是甲骨文的用法，到了西周金文就有了专字“旗”而“中”不常用了。这又引申到了古史史料学与古书成书的问题，需要学者们作进一步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