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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珊: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
在 2011/12/26 9:44:35 发布

從出土文獻談曾分爲三

(首發)

 

董珊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最近披露的清華簡《繫年》,可以印證幷發明很多傳世文獻中的史事。李學勤先生介紹清華簡《繫年》第二章開頭即說:“周幽王娶妻于西申,生平王”,可知幽王的申后本系西申之女。簡文接著說,幽王嬖愛褒姒,立伯盤:

“王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圍平王於西申,申人弗畀。繒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1]

此事見于《左傳正義》昭公二十六年引汲冢《紀年》:

“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盤以為大子,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曾侯(原作魯侯,據蒙文通先生說校改)[2]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

《國語·鄭語》:史伯答鄭桓公語:

“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慾,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

《史記·周本紀》記載這段歷史,也說:“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這些文獻所提到與幽王作對的勢力,可分三種:

1、申與許、呂。申即西申。據清華簡《繫年》和汲冢《紀年》,這個申不在今河南南陽,而應即《逸周書•王會》之西申,蒙文通先生考訂在陝西北部,劉德岑、顧頡剛等先生考證在關中西部,童書業則認爲地近驪山。[3]這個申,是周宣王改封南陽之申(見《詩·大雅·嵩高》)之前的本支。[4]南陽的申稱“南申”(見南申伯太宰簋,《集成》0418804189),在舊地遺留的即《繫年》的“西申”。

申、許、呂都是四岳(大岳)之後,是姜姓諸侯,他們是同姓的聯合。蒙文通先生指出,周宣王先封申于南陽,呂、許繼之而封。[5]在封于南陽之前,申與許、呂都應該都位于宗周西部。

2、繒。與西申、犬戎共滅幽王的“繒”,其位置也應在宗周、西申附近,笪浩波先生也已指出:“繒爲申之與國,必近申。”[6]根據所處方位,這個繒可以稱爲“西繒”。文獻多作“繒”,只有《國語·晉語一》:“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寫作“鄫”,韋昭注:“鄫,姒姓。禹後也。”

3、西戎、西夷、犬戎。蒙文通先生指出,攻周者本非一族,据《後漢書·西羌傳》有申戎,申與西方諸戎有密切的關係。此外蒙文通先生還有不少很好的論述,請參看《周秦少數民族研究》中的相關章節。

剛剛看到完整發表的《繫年》,第二章講到周無王九年,立平王的是晉文侯,這與《左傳正義》昭公二十六年引汲冢《紀年》:“申侯、魯〈曾〉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相矛盾,絕對不可調合。《國語·周語中》:“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呂(《大雅·嵩高》作‘甫’)由大姜。”這句話中包含了上述反對幽王立伯服的、除戎以外的姒、姜兩姓勢力,這兩姓是傳統上與周人通婚的西方氏族。因爲其中沒有姬姓諸侯,所以我想他們立平王于申是不算數的,“以本大子,故稱天王”這種話很可能是後代史學家編造出來的。相反,《繫年》中沒出現申侯立平王這回事,又說晉文侯殺擕惠王于虢,周無王九年、晉文侯迎平王于少鄂、立于京師,三年之後東遷至成周,這種細節是編不出來的,其所述應該可信。所以,不存在“周二王並立”的事。

 

接下來想重點談談西繒及其相關的問題。我認爲,歷史上存在出自夏禹、同爲姒姓的三個曾國。

第一支,即在山東之鄫,《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說“繒縣在沂州承縣”,今地在山東棗莊東。《春秋》僖公十九年、襄公五年經傳或寫作“鄫”。1981年山東臨朐縣嵩山泉頭村墓葬出土春秋早期上曾太子般殷鼎(M.1,集成02750),自稱“上曾”。1998年,山東省滕州前掌大村商周墓地出土商晚期的“(曾[7])婦中巳(姒)”觚(M127.1),似證明早期的曾就在山東境內。這個曾國,可依《左傳》的用字習慣記爲“鄫”。

《左傳》魯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記載莒滅鄫。《戰國策·魏策四》“八年謂魏王曰”章:“繒恃齊以悍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似在戰國早期此鄫又復國而再亡于越。

第二支,是西周早期存在于湖北隨州的曾。201156月開始,在湖北隨州葉家山發掘的西周早期的曾侯墓地,“曾”寫作“”,其年代大約相當于成康前後。[8]從墓地有東西向墓葬、有腰坑等商文化因素來看,這個曾國不會是姬姓。

在昭王南征時,曾是個重要的軍事據點,見于中甗、靜方鼎等一系列銅器銘文。約在西周晚期,周伐滅曾國附近的鄂侯(事見禹鼎銘,《集成》0283302834),勢力進駐此地,在原曾地改封姬姓諸侯。《國語·鄭語》周史伯說南當成周者有隨國,韋昭注爲姬姓,即此。但上海博物館藏兩周之際的南方青銅器曾子倝鼎銘(《集成》02757)說:“惠于剌曲”,學者多認爲“剌曲”即《世本》所見夏少康封鄫之少子“曲烈”,設此不誤,可說明西周時代此地的曾爲姒姓國,幷且姒姓之曾未因周人之進駐而立即絕滅,而且還與姬姓之隨短暫幷存過,但地點可能有所轉移。

長期以來,學界對曾、隨一國兩名的問題討論不休。[9]根據最新的出土發現,我認爲,就東周時代來講,傳世文獻中的“隨”是銅器所見姬姓曾國,這已無可懷疑。問題是如何解釋“曾”又稱為“隨”。我認爲“隨”是曾國都,國都名“隨”逐漸取代舊國名“曾”,導致今天傳世文獻只見後起的新國名“隨”。其國都名稱演變為邦國名稱的過程,猶如戰國之魏遷都于大梁,邦國名就稱爲“梁”,新的邦國名稱“梁”雖因秦統一而一度中斷,但到了西漢初,又在戰國魏故地封建梁國,是對戰國時代新興的國名“梁”的延續。[10]最近新發現春秋中晚期的楚王爲“隨季羋加”作鼎,以及新蔡簡所見的“隨侯”(甲三:25),即是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楚國已開始稱姬姓曾國爲“隨”,這個新興名稱“隨”被戰國早、中期成書的《左傳》、《國語》等傳世文獻繼承,舊名稱“曾”隨著此時曾國的衰亡,就湮沒不顯了。

因此,傳世文獻中西周晚期以來的姬姓隨國,就是同時期銅器銘文的曾國。兩周之際的曾伯簠(《集成》0463104632)銘文說:“克狄淮夷,抑燮繁湯,金道錫行,具既俾方。”可見該地既控扼淮夷,又位于銅、錫的運輸綫上,對于周王朝有重要的作用,這是封姬姓諸侯的原因。《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已經說“漢東之國隨爲大”,隨縣城郊季氏梁出土的春秋中期曾大攻尹季怡戈、周王孫季怡戈(《集成》1136511309),都可證此時已只存在與周同姓的曾。因爲曾國地近于楚,所以屢受楚人的侵伐;春秋晚期,吳攻入郢,楚昭王外逃避難,得到隨人的保護,因爲這層特殊關係,所以隨國直至戰國早期尚未被楚國滅絕。

據上所述,西周早期開始存在于南方的曾,以西周晚期、兩周之際爲分界,之前是姒姓國,之後是姬姓國。

第三支曾,便是上述與西申、犬戎等勢力共同攻滅幽王的繒。這個繒在商周之際的情况,也有些零星發現的古文字材料能提供佐證。首先是2008年周公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其中兩片都有一個寫作左上從、左下從、右從王的字,可隷定爲“”。此字不從王的寫法“”,又早已見于1976年陝西寶鷄竹園溝1號西周國墓出土銅泡(M1.115,《集成》11842[11],以及1985年甘肅崇信于家灣3號西周早期墓出土銅戈(M3.1,《集成》10775)。[12]

上述“/”字凡四見。這個字既然在銅泡、戈銘用爲族氏名稱,在商周甲骨文中也應如此。我認爲此字從“”聲,是表示國名“繒”的專字。從出土地點看,竹園溝1號墓是魚國墓,崇信于家灣墓葬都是南北向,是周人墓地,這兩處都不是西方之繒。但從地理位置上說,寶鷄和崇信,位于陝西和甘肅交通綫上,是西戎進入宗周地區的必經之路。據現有這點資料來看,如果叛周之繒位于這兩點一線上的某處,是比較合適的。

周公廟甲骨文“”字之從“王”,亦猶古文字“”字之從“王”[13],可以參看銅器銘文所見申、呂、夨(虞)、豳、(巒-蠻)諸西戎之君稱王。[14]蒙文通《姜戎南侵》說:“呂之稱王,猶豐王、亳王、大荔、義渠之王之例,更證爲其西戎君號。”[15]

1965年湖北武漢市漢陽縣東城垸紗帽山出土一件銅尊,銘文是“天卸(御)”,年代相當於殷墟四期。[16]《甲骨文合集》36747號著錄一片帝乙帝辛時期的黃類卜辭:“二(?)月,在彜……自上下于,余……□,亡(愍)。”卜辭與銅尊的年代基本相同。出土銅尊的漢陽紗帽山地區,與隨州相去不遠,交通便利。隨州葉家山曾侯墓地還出土了“魚”字族徽銘文的青銅器,而寶鶏國墓地則出土“”字銅泡。這些情况似乎提示我們要將南曾與西曾聯繫起來,即商末周初在西、南兩地的“”,應該是同一族氏的兩個分支。

上面分別考察了位于東、南、西方的鄫(上曾)、曾()、繒(/)三個姒姓國。其國名用字既有區別,又互有交替。

 

上面分析了滅西周的各種勢力,以及同爲姒姓之曾分爲三支的情况。下面爲了解釋曾分爲三的原因,我們先舉幾個西周早期異姓國族遷徙的例子。

1、秦的遷徙。李學勤先生在《光明日報》上撰文介紹,清華簡《繫年》的第三章記載二次克商以後:

飛廉東逃于商奄氏。成王伐商奄,殺飛廉,西遷商奄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李學勤先生指出,將秦國先人“商奄之民”西遷到了“邾圉”即今甘肅甘谷縣西南,性質用後世的話說便是謫戍。西周中期的詢簋和師酉簋都提到有“秦夷”和“戍秦人”。 [17]

2、唐的遷徙。《史記·晉世家》:“晉唐叔虞者”《索隱》:“晉初封于唐,故稱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乃分徙之于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也。”

3、鄂的遷徙。西周青銅器屢見鄂國。李學勤先生曾總結以往對其地望的看法,有河內野王、南陽西鄂、江夏東鄂三說。李學勤先生指出,1975年考古在隨州發現孴季尊,靜方鼎和安州六器的中甗都提到“鄂師”,這些證據都表明“鄂”是在南國;200710月,在隨州市安居羊子山西周早期墓葬M4發現大量鄂侯銅器,因此西周之鄂應在隨州。[18]

從考古發現看,西周鄂國在隨州當然是不錯的。但是,這個南方之鄂是怎麽來的呢?馬承源先生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認爲,因爲周武王在河內野王封邘,原在此地的殷商諸侯鄂(或作邘)侯因而南遷。[19]最近發現的西周早期疑尊、疑卣銘文,提到“仲父于入鄂侯于盩城”,說明西周早期的鄂確曾遷徙,只是不知所遷“盩城”爲何處。[20]因此,馬先生的這個觀點能夠解釋歷史上有多個地名稱“鄂”的情况,有他的合理性。

此外,周人既遷殷頑民于成周,又將殷商舊族拆散,分給晉、魯、衛等姬姓諸侯去管理,也是類似的事例。概括上述情況可知,西周滅商以後,周人曾令部分殷商舊諸侯四處遷徙,政治地理格局經歷了一次大的變動。曾是夏後姒姓諸侯國,在商代晚期位于今山東南部,因爲周克商成功,曾人在周人的逼迫之下,分爲三支,一支留在原地,另兩支分別遠赴今陝甘交界處與湖北隨州。

周人遷徙殷商諸侯,有多重目的。令其戍邊只是其一;另一方面,將異姓貴族力量拆散,便于統治;此外,徙往關中的異姓貴族也有人質的作用。《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漢初婁敬給漢高祖出主意說:“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杰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其事理與周初分徙殷商諸侯類似。

最後還要指出的是,在武王克商以前,殷商諸侯也些有遷徙的行動。李學勤先生談秦人西遷的另一原因,是蜚廉之父中譎曾在商末“在西戎,保西垂”。上擧“”字見于湖北出土的殷墟四期銅尊和同時期殷墟甲骨文,似乎也表明曾國族的遷徙也早在商末就開始了。殷商諸侯在商末遷徙的原因,目前尚無法討論。

2011-10-16初稿

2011-11-20二稿

[附記]本文主要觀點曾以“說西曾與曾分为三”為題,在20111029日在武漢大學召開的“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講(此爲所宣讀的《清華簡〈繫年〉二題》的第一題,未提交紙本。第二題爲“清華簡《繫年》所見的衛叔封”,已收入會議使用的論文集,修改稿將正式發表在該會議論文集中)。在這次會議使用的論文集中,我看到笪浩波先生提交的《漢東的國、曾國與隨國考》,有些觀點與我不謀而合,特此説明,並加以引用。《左傳正義》引《紀年》的魯侯為曾侯之誤,我也是後來發現蒙文通先生早已指出,但沒舉證,所以在正文中改爲引用蒙文通先生的說法,將我的舉證放在註釋中。這是類似的情況。

[附記二]又,後來看到楊升南先生《葉家山曾侯家族墓地曾國的族屬》(《中國文物報》20111123版)也認爲葉家山西周早期之曾侯爲姒姓,“與西戎聯合攻幽王的繒當與西申、犬戎相近。”

[附記三]看到了201112月出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書(二)》收錄完整的《繫年》,改寫了第一部分的最後一段。2011-12-25



[1] 李學勤:《清華簡〈繫年〉及有關古史問題》,《文物》2011年第3期。

[2] 蒙文通:《姜戎南侵》“曾侯(曾舊誤作魯)”、《犬戎東侵周地》“魯侯(疑曾字之誤)”,見《周秦少數民族研究》15頁、21頁,龍門聯合書局,19587月;收入《古族甄微》64頁、70頁,巴蜀書社,19934月;又《川大史學·蒙文通卷》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8月,460頁、465頁。珊按:“魯”乃“曾”字之訛。《國語·晉語一》“繒”或作“鄫”,鄫、魯相訛之例,見《左傳》隱公五年“吾將略地焉”《正義》:“又(僖)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略也。”阮元《校勘記》:“謀鄫且東略也,閩本、監本、毛本鄫誤魯。”是傳世文獻有“鄫”誤為“魯”之例。

[3] 《蒙文通文集》第二卷《古族甄微》第72-73頁。劉德岑:《申氏族的遷徙》,《禹貢》半月刊第六卷第1期;顧頡剛:《西周的王朝》,《顧頡剛古史論文集》第二册,中華書局,1988,第353頁注釋20;童書業《春秋史》,開明書店,1946年,第47頁注釋125

[4] 另有一支申在信陽,可能是申遺民所居,其年代約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代。參看徐少華著:《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34-37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此時南陽之申已改稱宛,幷有宛公。信陽長台關一號楚墓出土一件荊曆鐘,記載楚昭王時晉人救戎事,《左傳》哀公四年記載參與此事的有申公壽餘,長台關一號楚墓可能是壽餘之後代申公,因此可以用這件鐘來隨葬。

[5] 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16頁。

[6] 笪浩波:《漢東的國、曾國與隨國考》9頁,收入《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201110月,武漢大學。

[7] 此形可以有“”與“”兩種隷定方法,本文統一作“”。

[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葉家山墓地考古發掘工作獲階段性成果——西周早期曾國史研究將有重大突破》,《江漢考古》2011年第3期。此為M65的簡報。又相關報導見《中國文物報》20111012日第4版,M1M2M27的簡報將刊登于《文物》2011年第11期。

[9] 吳良寶:《再說曾國之謎》,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新果集——慶祝林沄先生七十華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08年,626-631頁。

[10] 漢初梁王彭越都定陶,又《史記·梁孝王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漢文帝封其子武于大梁,以其卑濕,徙睢陽,故改曰梁也。”

[11] 盧連成、胡智生:《寶鷄國墓地》134頁圖106.2,文物出版社,198810月。器內壁與泡口沿有同樣的銘文。

[12]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甘肅崇信于家灣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15頁圖9.1。《近出》1080

[13] 《集成》11848-11850泡、11774斧。

[14] 申:申文王之孫瑚,《古文字研究》25193頁;申王之孫叔姜瑚,《考古》1998445頁圖5、《新收》1212;南申伯太宰簋“遲王監伯”,《集成》0418804189。呂:呂王鬲,《集成》00635;呂王壺,《集成》09630;呂王之孫戈,《新收》1971,鐘鎛“呂王之孫”,《新收》483。夨(虞):夨王方鼎蓋,《集成》02149;夨王簋蓋,《集成》03871,夨王觶,《集成》06452;散氏盤,《集成》10176。豳:豳王盉,《集成》09411;豳王鬲,《新收》742743。王尊,《文博》200827頁圖8。參看張政烺:《夨王簋蓋跋——評王國維〈古諸侯稱王說〉》,《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輯,中華書局19866月;收入《張政烺文史論集》706-713頁,中華書局,2004年。

[15] 《周秦少數民族研究》16頁。

[16] 《江漢考古》19843110頁右下,《江漢考古》1987312頁。《集成》05687

[17] 李學勤:《清華簡關于秦人始源的重要發現》,《光明日報》,201198日。

[18] 李學勤:《論周初的鄂國》,原載《中華文史論叢》2008年第4期,收入李學勤:《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年,183-187頁。李學勤:《由新見青銅器看西周早期的曾、鄂、楚》,《文物》20101期,40-43頁。隨州市博物館:《隨州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91月。

[19]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一五七號鄂叔簋:武王封子于此,鄂南遷,至于今之南陽,史稱西鄂。102頁)又四〇六號鄂侯馭方鼎注釋[]按鄂原爲商之舊國,鄂侯爲紂之三公而被脯,商鄂侯之國原在野王,鄂亦作邘。後武王子封于此,則鄂南遷,至于南陽,爲此地一强邦。後鄂爲周所伐,禹鼎銘所謂壽幼勿遺,其餘族則再南遷于鄧之向南城,同爲西鄂。鄂據有南國之腹地,西扼淮水,南控江漢,戰略地位極爲有利,乃成爲諸夷之領袖。281頁)

[20] 見法國希拉克博物館出版的《東波齋藏中國青銅器和金器》(CHINE DE BRONZE ET DOR Musée Du Président Jacques Chirac2011.)第1011號。考釋參看拙文:《疑尊、疑卣考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待刊。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1年12月2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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