琱生三器新釋（下）

（首發）

 

林澐

 

吉林大學考古系

 

 

 

 

琱生簋銘前段新釋

隹五年正月己丑，琱生又(有)

事，召來合事，余獻。婦氏以

壺告曰：“以君氏令（命）曰：余老

止。公僕庸土田多刺，弋伯

氏從許。公宕其三，汝則宕

其貳，公宕其貳，汝則宕其

一。”余熏於君氏大章（璋）報婦

氏帛束、璜。召伯虎曰：“余既

訊，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

治。余或至我考我母令（命）。”琱

生則堇（覲）圭。

 

琱生簋前段銘文中沒有解決的就是，又寫作。這個字有很多種說法。

第一種是孫詒讓的，他認為是㿙字之省，讀為服。《詩 •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不醉而怒曰奰。從字形上看，不大可信。但讀為“服”是他的優點。

 

第二種，楊樹達《六年琱生簋跋》（《積徽居金文說》）解釋為侯。

“今余既訊，有司曰侯命”者… …《漢書•禮樂志》注雲：“侯，惟也。”惟命猶今言“如命”、“從命”也。《左傳•隱西元年》雲：“他邑唯命”，是也。

楊樹達用的是林義光的說法。林義光說“侯”是像箭射到箭靶子上之形，中間就是靶心。

李學勤、斯維至、方述鑫、劉桓、徐義華等從之。但這也沒什麼實際證據。

 

第三種是我的解釋，我認為是“亡斁”之“斁”。

疑為從聲之形聲字。金文中“亡”亦作“亡”（如詢簋），即典籍之“亡斁”，斁典籍多訓厭，厭有伏義，亦有順從之義，故“我考我母命”可釋為“服從我父母親之命”。

我的解釋有很多錯。比如提出詢簋，是不規范的，其實應該是師詢簋。我認為“斁”典籍多訓為“厭”，“厭”有順從之義——“亡斁”雖然有辭例，但這種過渡是很危險的。而且我所說的“順從”之意義是從“厭厭”來的。複音詞這樣拆開，是非常不妥的。

也有人覺得可以。朱鳳瀚認為楊樹達和我的說法都對。日本學者木村秀海比較相信我的說法。但我現在自己覺得是沒有道理的。

 

第四種說法是陳漢平的。他在《金文編訂補》中說：

金文字見於傳世字書。《裴光遠集綴》有 字，《古文四聲韻》和《汗簡》以為昊字。《六書通》以為昦字。本銘讀為告。

這種說法也不可靠。因為傳抄古文中的這個字下面是從火的。

 

第五種說法是連劭名《周生簋銘文所見史實考述》（《考古與文物》2000/6）中的：

銘文原字從廠從天，讀為忝。《爾雅·釋言》云：“忝，辱也。”《國語·周語》云：“不忝前人。”韋昭注：“忝，辱也。”

 

目前也就是有這些說法，但是沒有好的解釋，沒有解決問題。這是個很關鍵的字，大家有什么好的解釋，歡迎提出來。

 

琱生簋銘後段新釋

隹六年四月甲子，王在旁。

召伯虎告曰：“余告慶。”曰：“公

厥稟貝，用獄剌為伯，又（有）祇

又（有）成。亦我考幽伯幽姜令（命）。

余告慶。余以邑訊有司，余

典勿敢封。今余既訊，有司

曰：‘命。’今余既一名典，獻

伯氏。”則報璧。琱生奉揚朕

宗君其休，用作朕剌（烈）祖召

公嘗簋，其萬年子子孫寶用

享于宗。

 

後段銘文主要就是字。這個字的解釋有點混亂。這個字我覺得應該念作“稟”。這個字下面是從禾的，和“（廩）”不是一個字。《說文》中它們就是分開的。常有人把這兩個字混起來，是不對的。字典上把這兩個字也混了，是因為漢代時候這兩個字有了糾結。楷書發展過程中，“稟”有“禾”訛為“示”的情況。有的工具書把從禾的作為正體，有的卻把從示的作為正體。我覺得，從古文字的角度看，稟和廩還是應該分開看比較好。

還有個意見我要說一下。琱生為什麼可以作召公的簋？這個簋應該放在哪里？陳昭容根據裘錫圭先生的說法，說這對簋要送到大宗的廟裏面去。我覺得不一定，放在小宗的廟裏面，我覺得是可以的。裘先生引的例子有陳逆簠，銘文裏面說的是少子陳逆給元配作器。如果是給妻子作器，獻到大宗的廟，是不妥的。可能這件器還是放在小宗的廟裏的。本來小宗的廟可能是可以祭祀始祖的。戰國時候說小宗不能祭祀始祖，這可能與西周的實際情況不一樣的。

平頂山應國墓出的器物，有一件應公鼎，銘文有 “武帝日丁”，一般認為是祭祀周武王。應國國君是周武王之後，祭祀武帝日丁，這樣看來似乎應國這樣的小宗也能祭祀周武王。這件鼎是不是祭器呢？朱鳳瀚先生將 讀為一個字，認為是祭名。綜上，西周禮制可能不像《禮記》所記載的那樣，說不定小宗也是可以祭祀始祖的。

 

琱生器的斷代

最後說一說器物的斷代問題。過去，有人認為是這些器物是宣王器，也有說是厲王器的。

郭沫若將簋列為宣王時器，理由是召伯虎即《大雅·江漢》之召虎。詩序以為《江漢》美宣王也。另外，《史記·周本紀》載厲王時有召公，曾就專利和監謗事諫王，又輔立宣王。

說是厲王器的，主要是根據《呂氏春秋·適威》“厲王天子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純粹從器形學上斷代的，將器的時代定得要早一些。主要有陳夢家的意見。陳夢家將簋列為孝王時器，理由是師嫠簋有宰琱生和本器琱生是一人，又屬伯龢父組，故列為孝王時。師嫠簋有十一年，則本器五年、六年在孝王初年。又云“二器作解散了的大獸面。與共懿時代的吳方彝、師遽方彝相近，早于師嫠簋上的小獸面帶。此器的兩耳形制同于長安1·14方彝。”（《西周銅器斷代》）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集”的張長壽、陳公柔、王世民《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一書中對兩件琱生簋的斷代意見是“……從器形和紋飾考察，它們不能晚至宣王時期，從雙耳的鳥頭造型，分解獸面紋以及銘文涉及的內容而論，宜定為西周中期器。他們和陳夢家持同一意見。

下圖就是上文所說幾件帶有解散了的獸面紋的器物。解散了的獸面紋是把原來的饕餮面分解為線條狀，其實就是後來竊曲紋的起源。

 

解散了的獸面紋——吳方彝蓋

 

解散了的獸面紋——師遽方彝

六年琱生簋

 

器耳上有鳥頭的，已知是見於西周早中期，不見於西周晚期。如下面一些圖：

六年琱生簋

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簋

簋

接簋

師 簋

如琉璃河燕國墓地出土的器物，肯定是西周早期的東西。 所以，將琱生器 定為宣王、厲王時期的器物，從器形上說是有矛盾的，是需要慎重考慮的。李學勤先生說，琱生器按斷代工程的曆譜可以排入宣王器，我覺得這不一定可信，因為這個曆譜本身就是不一定可信的。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內容，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