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人墓碑記》“所由使”考

（首發）

陸平

（南京市金陵中學）

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繇使也。

以上句子出自张溥（1602-1641）的《五人墓碑记》，其早期版本见于崇祯年间辑刻的《七录斋初集》（卷六墓志）、《颂天胪笔》（卷二十二附纪）及《媚幽阁文娱二集》（卷五碑记）。^[1]明人作文多以“繇”为“由”，清代《古文析义》《苏州府志》等收录此文时改作“由”。 ^[2]人教版教材即承此版本系统。[3]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五十七）收录该文，“私人”下有“毛一鹭”，而无“周”字。[4]此版本为苏教版教材所取。[5]

现在一般将整句译为：

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担任吴郡巡抚的，是魏忠贤的私党，周公的被逮捕就是由他指使的。（周先慎译）^[6]

这是把“周公之逮所由使也”理解为独立的判断句，“之”字取消独立性后的“周公之逮”充当句子的主语，“所”字结构充当谓语。对于“所由使”，章汉光、吕复兴、李旻等解释为“所+介+动”结构的动词性词组，译为“由他指使的事情”或“是由他主使的”。 ^[7]这类翻译，在“由”和“使”之间补充了代词“他”，违背了他们总结的介词宾语规律。李旻说“这个介词后面可能补出宾语并且跟这个“所+介+动”所表示的名词性意义属于同一概念范畴”，但 “他”（毛一鹭）显然不同于“所由使”所表示的事情。吕复兴说“这类结构中介词的宾语与动词的宾语往往是指同一对象”，[8]而“他”（毛一鹭）显然与动词“使”（主使）涉及的周公被逮一事不一致。

为清楚说明这一点，我们举两个有“所+介+动”结构的典型句子。

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孟子·离娄》）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桃花源记》)

这里“与”和“从”后面所能补充的宾语“人”和“地方”，都与修饰“者”的“所与饮食”和“问”的宾语“所从来”属于同一概念范畴。虽然“人”与“饮食”的关系较复杂，但“地方”与动词“来”涉及的内容完全一致。而对“所由使”的上述翻译，难以与这两句对应。

从律注文献看“所由”和“所由使”的含义

我们认为，这里的“所由”是古代法律术语。如唐律《吏律·职制》所附“御幸舟船有误”条：

诸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绞（工匠各以所由为首）。

《唐律疏义》曰：“注云‘各以所由为首’，明造作之人，皆以当时所由人为首。” [9]

明律承袭这一律条的是“乘舆服御物”：

若御幸舟船误不坚固者，工匠杖一百，若不整顿修饰及在船篙棹之属缺少者，杖六十，并罪坐所由。（《大明律》卷十二《礼律二·仪制》）[10]

《大清律例》沿袭明律，于“罪坐所由”下加小字注解“经手造作之人并主守之人”（卷十七《礼律·仪制·乘舆服御物》）。[11]

可知“所由”表示主要责任人。“罪坐所由”，马礼逊将其英译为“the crimes is charged on the person with whom the action originated”（这项罪应该由导致它发生的人承担），[12]今有学者注释为“只罪主犯，不及他人”， [13]均可参考。

明代非法律文本也用“所由”表示罪魁祸首：

陈霆（约1477-1500）《两山墨谈》：“譬之父兄与人争?，而子弟同事者从旁杀其人，按狱之法，罪坐所由，则子弟固从，而父兄则首祸者也。”（卷十四） [14]

陈有年（1531-1598）《四乞罢疏》：“夫事固有主，罪坐所由，今日之罪，当自臣始。”（《陈恭介公文集》卷五）[15]

前引“乘舆服御物”律令里，罪责承担者为相关舟船的负责人。但在参与者众多的复杂案件中，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级人员的责任。我们来看《大明律》卷十四《兵律二·军政》的“纵军掳掠”条：

凡守边将帅，非奉调遣，私自使令军人于外境掳掠人口财物者，杖一百，罢职充军；所部听使军官及总旗，递减一等。并罪坐所由。小旗军人不坐。[16]

从律令行文层次看，这里的“罪坐所由”，既指发出掳掠命令的守边将帅，又包括直接受命于将帅的军官及总旗。初刻于天顺五年（1461）的张楷（1398-1460）《律条疏议》曰：

守御边境之将帅，非奉总兵官调遣，私自使令军人于外境掳掠人口财物者，将帅杖一百，罢职充军。所部下听使令而差遣军人之官及总旗递减一等。递减者，军官减将帅一等，杖九十，总旗减军官一等，杖八十。并罪坐所由者，假如守边卫分有指挥五员，千户所有千户二员，各百户所有百户、总旗数多，必有主意承受差遣者，事发则坐其罪，故曰所由。（卷十四）[17]

嘉靖间的律注类著作有有类似的表达。如应槚（1494-1554）《大明律释义》曰：“盖边卫有指挥、千户、百户、总旗，必有主意听使者，则坐其罪，不滥及也。”（卷十四）[18]王肯堂(1549-1613)《律例箋释》曰：“官旗之罪，并止坐其所由，即主意听使之人。”（卷十四）[19]

关于“主意”，可以参考《大明律》卷十八《刑律一》的“盗贼窝主”条：

窃盗窝主造意，身虽不行但分赃者，为首论；若不行又不分赃者，为从论，以临时主意上盗者为首。[20]

从这一律文能看出“主意”不同于“造意”。“造意”是在“行”（实施）前首倡其意，而“主意”是“临时”（实施的过程中）主持其意。这就明确了“所部听使军官及总旗”需要“罪坐所由”，是要惩处其中的“主意承受差遣者”或曰“主意听使者”，即听命于上级而在实施中的主要负责人。至于将其表达为“所由使”，我们可以参考万历间半官方性质的《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纂注部分：

罪坐所由，指所由听使之人，俱发边远充军。

又云：

所部军官及总旗受将帅之命而使令军人出境掳掠者，递减一等，军官减将帅一等，杖九十，总旗减军官一等，杖八十，并罪坐所由主意听使之人，其所使之小旗军人俱不坐罪。（卷十四）[21]

此注把“并罪坐所由”和“主意听使”连为了一句。另外，嘉靖间雷梦麟《读律琐言》云：“罪并坐所由听使之人。其余不曾听从使令之人，虽系部下，不相及也。”[22]其阐释“罪坐所由”的角度虽与《大明律集解附例》不同，但亦将“所由听使”连用。这些都已很接近《五人墓碑记》的“所由使”了。

清代“纵军掳掠”律文承袭明律，对“罪坐所由”的解释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顺治四年颁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在律文“罪坐所由”下添入小注“使令之人”，注云“并坐使令之人”（卷十四兵律），雍正三年修订、五年刊布的《大清律集解》加按语云：“并坐所由使令之人” （《大清律例根原》卷四十五）[23]。

我们认为《五人墓碑记》中的“所由使”可以参考上述律条进行解释。“使”意为派遣、支使，与“人皆得以隶使之”的“使”同义。[24]“所由”表示首要，“所由使”意为直接接受差遣的人。这样理解，“所由使”结构的名词性意义与介词“由”和动词“使”的宾语就是一致的，符合“所+介+动”结构的表意特点。“所由使”与“周公之逮”不构成判断关系，而是中心语和修饰语的关系，两者结合为名词性词组，与前一句话的“为魏之私人”并列，作“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的谓语。

整句可译为：

当时以大中丞的官衔担任吴地巡抚的，是魏忠贤的私党，也是受命（于魏忠贤）主持抓捕周顺昌的人。

从史传文献看“被逮”与“逮”的区别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的“逮”与文中的两处“被逮”（“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急于义而死焉者也。”“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有一些区别。

在现存唐以前文献中未见“被逮”。唐代文献使用“被逮”，见于《周书》卷二十二《杨宽传》（亦见《北史》卷四十一）：

广阳王深与宽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宽被逮捕。魏孝庄时为侍中，与宽有旧，藏之于宅，遇赦得免。[25]

这里的“被逮捕”不同于现代汉语词“被捕”，而近于“被通缉”“被追捕”。

下令逮捕和被捕获往往同时发生，所以宋元时期已有不少表示捕获的“被逮”，但仍有仅表示下令逮捕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八“仁宗景祐三年五月”：丙申，御崇政殿录系囚，帝又广其恩，流已下罪皆得释，因诏有司自今罪觉被逮，逮未至者，同见系原减之；逃亡军士免剌面。[26]

《金史》卷九十二《卢孝俭传》：孝俭素褊躁，与同僚王公谨失欢。其子尝私用官帑，孝俭不知也。既而改河北西路转运使，公谨乃发其事。孝俭闻被逮，莫测所以，行至章丘，自缢死。[27]

前一例中，“被逮”有“逮未至”和“见系”两种结果，可知其仅指通令缉捕。后一例的“孝俭闻被逮”，有人译为“卢孝俭听说儿子被捕”，[28]现在看来是有问题的。卢孝俭之子私用的是卢孝俭职内的公款，王公谨的告发肯定是针对卢孝俭，所以不会是“儿子被捕”。这里还是应该译为“卢孝俭听说要抓捕他”。

可见，“被逮”用于官方批准的逮捕，类似于今天的“批捕”，不等于当事人已被限制人身自由并受羁押。当事人可能提前得知自己“被逮”，比如《启祯野乘》卷五《高忠宪传》：

又明年丙寅三月，忠贤矫旨，被逮。当是时，怯者杜门，勇者结舌，惟华文学时亨实左右公，为归全计。公先一日谒别道南祠，归坐后园，呼诸子，举“原无生死”四字以示，作字二纸扃箧中，戒无先发，诘旦以付缇骑。时已夜分，命暂退，未几，诸子推户入，见灯火荧然，发所封，乃遗表也。急趋池畔，已赴水死。[29]

“被逮”是指发布了捉捕高攀龙的命令，在缇骑实施捉捕前，还有一段时间，所以高攀龙才能从容安排后事，赴水而死。

在《明熹宗实录》卷七〇有应天巡抚毛一鹭、御史徐吉关于开读之变的第二份奏疏，其中有两句云：

周顺昌之被逮也，主持自有宸断，勘问自有法司，分宜逮到之日，官旗即行开读，而不虞其以三日淹也。

方周顺昌奉旨被逮，县官往即就系，当令府县力促开读，而官旗不应逗遛，需索订期十八，致生远迩之心，此变之所由肇也。

玩其文意，“被逮”不同于“逮到”和“就系”，而是指执行逮捕这一行为，在程序上包括抓捕和开读（宣读帝王的诏旨）两个步骤，这体现了“被逮”的官方性。缇骑捕捉周顺昌是在十五日，开读之变发生于十八日。《五人墓碑记》把两者都用“周公之被逮”表示，把因开读之变而论罪的五人，说成“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又将原本发生于十八日的“哭声震动天地”等情形，接连“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叙述。而“公之逮所由使也”，只用“逮”而不是“被逮”，因为张溥此文仅叙述毛一鹭在抓捕中扮演的角色，而不涉及矫诏发命等被逮的缘由。

“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反映了张溥对毛一鹭罪行的定性。如果类比前述的《大明律》“纵军掳掠”条，矫旨捉拿周顺昌的魏忠贤相当于“私自使令军人于外境掳掠人口财物”的守边将帅，奉命指挥抓捕的毛一鹭相当于“所部听使军官及总旗”，而“按剑而前”的缇骑相当于小旗军人。“使”的被动性，上承“魏之私人”的身份判断，“所由”的首要性，下启“吴之民方痛心焉”，明确毛一鹭罪行的同时，又凸显出魏忠贤为幕后黑手，来为下文“大阉之乱”的一段议论张本。“所由使”一语，可谓用刀笔之辞而有刀笔之意。

贤士大夫与吾社君子对毛一鹭的不同态度

由上可知，《五人墓碑记》对毛一鹭的问责，仅限于捉拿周顺昌的行动，而不包括诬害周顺昌的整个过程。而崇祯年间不少叙述开读之变的文章，尤其是出自吴县（周顺昌故乡，开读之变发生地）士绅之手的，认为毛一鹭是出于私怨而唆使李实陷害了周顺昌。典型的如周茂兰（周顺昌之子）在崇祯元年十二月三日上奏皇帝的《鸣冤疏》：

前此，抚臣毛一鹭多炎凉市态，臣父微致反唇，一鹭遂从杭州敦请织监李实至苏州，促膝献计，更有同乡破甑希进之人，借臣父以媚文焕，杀机既发，罪罟斯张，而臣父逮矣。[30]

姚希孟（《五人墓碑记》之“孟长姚公”）的《周顺昌谥议》和《开读始末》，文秉（“太史文起文公”文震孟之子）的《先拨志始》，以及吴门布衣金日升《颂天胪笔》辑入的托名“吴市门畸人”的《开读传信（苏州）》，都有类似的说法。

但《五人墓碑记》仅在叙述周公被逮当日情形时才插入对毛一鹭的介绍，这与杨廷枢《全吴纪略》叙事方式非常接近：

天启六年三月望日，周忠介公以忤珰被逮。缇骑至苏，势甚横，索贿凌轹者百端。枢与王节、刘明仪等具呈应抚，为忠介公申理。毛一鹭，阉党也，拒弗纳，吴民不胜愤。[31]

杨廷枢为应社骨干，在周顺昌被捕后为其募金声义，即《五人墓碑记》中“吾社之行为士先者”。[32]张溥撰文时，很可能参考了他的见闻。他们都认为毛一鹭是因坚决执行魏忠贤的抓捕命令而招致吴民怨恨。

值得注意的是，《五人墓碑记》虽以“中丞匿于溷藩以免”形容吴民之愤怒，又以“呼中丞之名而詈之”形容五人当刑之慷慨，但行文中完全隐去了毛一鹭的姓名。周瘦鹃说：“是殆本古人隐恶之旨”（《苏州杂札》）。的确，相较姚希孟等苏州贤士大夫，张溥对于毛一鹭的态度是较为宽容的。其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与官方所定逆案保持一致。毛一鹭已在天启七年底离世。[33]次年为崇祯元年，刑部等衙门遵旨会议魏忠贤等之罪，正月二十六日奏中云：“（魏忠贤）又唆苏杭织造府心腹内监李实，捏疏参论都御史高攀龙、巡抚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飞遣骁悍，激变地方”。当日旨下：“魏忠贤于河间戮尸凌迟”，“仍将爰书，刊布中外晓谕。”（《玉镜新谭》卷九《爰书》）[34]因此次议罪未及毛一鹭，周茂兰在该年十二月初三日上《鸣冤疏》，请求“并将毛一鹭尽法被戮”。[35]十五日圣旨云“毛一鹭媚奸建祠，本当追究，姑念以故，不必再求”。崇祯二年三月，裁定魏忠贤逆案并刊布天下，毛一鹭被定罪“交结近侍又次等”，罪行为“颂美。苏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顺昌激变”。[36]今苏州山塘街五人墓有《五人墓碑记》碑刻，末署“明崇祯二年孟冬既望立石”。《五人墓碑记》的写作时间大致在钦定逆案后，所以对毛一鹭的态度与官方论断保持一致。

其二，顾及毛一鹭与自己曾有的交集。毛一鹭曾于庚辛之际（1620-1621）督学三吴，特别赏识娄东诸生、张溥友人沈承。天启四年（1624）十月沈承卒，张溥和周钟搜集其诗文准备刊刻。次年毛一鹭以大中丞抚吴，捐资刻成《毛孺初先生评选即山集》六卷。（周钟《沈君烈遗集序》）今国家图书馆藏清徐时栋跋本，卷首有毛一鹭序，是就其天启六年（1626）长至（冬至）日手书刊刻的。又有张溥《即山集序》，称其为“毛师尊”，而此时已是开读之变发生之后。而毛一鹭抚吴之初，似即与吴县的士绅发生矛盾。龚立本《烟艇永怀》记载：“乙丑（1625）夏，孟长治丧河浒，巡抚毛某虽吊不诚，公面诮之。”（卷二）

《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离娄下》）东林对于阉党余孽的相迫过甚，造成逆案中人的报复，双方水火相攻，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从这一点来看，张溥用“所由使”一句，明其罪而恕其人，是颇具政治智慧的。崇祯十一年（1638）众多东林后裔、复社名士联署发布讨伐魏党余孽阮大铖的《留都防乱公揭》，但张溥并未署名。《明史》卷二百七十四《高宏图传》里记载了发生于弘光初年的一件事，传递出张溥在党派间的独特地位：

一日，阁中语及故庶吉士张溥，士英曰：“我故人也，死，酹而哭之。”姜曰广笑曰：“公哭东林者，亦东林耶？”士英曰：“我非畔东林者，东林拒我耳。”

加入毛一鹭姓名的《五人墓碑记》，仅见于黄宗羲《明文海》。黄宗羲之父黄尊素为东林党人，与周顺昌同时被逮。黄宗羲与周茂兰多有交往，读过周茂兰鸣冤的血疏贴黄并书写跋语。周茂兰对于毛一鹭的仇恨，黄宗羲感同身受，可能在将《五人墓碑记》收录进《明文海》时，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添入了毛一鹭的姓名。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8月2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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