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盂鼎铭“三白”本出现时间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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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友波

我曾在《考古学报》2015年第二期《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讨论》一文中，根据陈介祺没有获得大盂鼎铭文“精拓”本，要求吴大澂“手拓”给予的信件来往，得出早期“二白”本变版为“三白”本，“可能是光绪四年九月至五年一月”的推断（第256页）。文末的（英文）提要也明确提出“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一月”。但是此后见到的有些材料，特别是一些流传拓本的题跋等，经过甄别确认后，已经可以推翻该文的这个推论和观点，所以必须予以修正。

泰和嘉诚2011秋拍号1398“清·全形拓·大盂鼎”：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铭文“三白”，有方鼎录题名“周南公鼎”并跋：

是鼎道光初年在凤翔郡属出土，周雨樵大令摄岐山县事时得之，后归岐邑宋氏，兵燹以后完好无恙。同治癸酉年，袁筱坞阁学侍郎嘱宋氏子扛至省门，议价甚昂。潘伯寅侍郎闻而欲得之，寓书秦中，左季高伯相爰出重赀购赠焉。墨本流传，与石鼓、散盘并为瑰宝，因书释文于左。时光绪三年丁丑春三月上巳日，仪征方鼎录元仲甫识于长安寓斋。

跋述之事虽不完整、准确，但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春三月上巳日”“识于长安”，时间地点十分明确，早于前文的推论时间。大盂鼎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入京至潘祖荫手（见前文第275页），该拓本应该是大盂鼎此前留存陕西时所拓制。

嘉德2017春拍号2051“周大盂鼎全形拓”：无题名，无题跋，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无铭文，铭文拓纸右侧以及左右下角分别钤“乙亥”（光绪元年，1875）白文印、“朱室”白文印 、“八喜斋” 白文印、“快哉轩”朱文印。

与潘祖荫相关的是“乙亥”、“八喜斋”和“快哉轩”三方印。“八喜斋”和“快哉轩”是潘氏的斋名，都见于潘氏日记等，潘祖荫的印章很多，也喜欢在手迹等各种文件上钤用。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日记年册的前后书衣上，差不多都盖满了各色印章，前后期刻制的都有，还有干支年号章。其中光绪七年至十二年的日记，在日记页上面也钤上干支（年）和“八喜斋”、“攀古”等印。潘氏光绪元年至六年的日记未见，但是看其历年各式干支年印的风格，此“乙亥”印应该是真实无疑的。这就证明，光绪元年（乙亥，1875）潘氏铭文拓本就已是“三白”。

此外，中国书店2015春拍号902“潘祖荫藏大克鼎大盂鼎全形拓片”：其-1为大盂鼎全形拓，无题名，无题跋，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铭文“三白”，铭文拓本右下角钤“南公鼎斋”白文印。据陈介祺潘祖荫来往信函知道，约在光绪元年（1875）正、二月间，潘祖荫就收到了陈介祺为之专门赶制的“南公鼎斋”印。所以该拓本或是潘氏得鼎后所作的第一批之一。

从以上三例可以知道，前文关于“二白”、“三白”变版时间的推论是错误的。在2017年底完稿，近期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盂鼎拓本评析》一书中，我收入了前述一文，并结合例案分析前期的全形拓，最后一节“新见大盂鼎全形拓评析”，其中就有修正前述错误推论，包括提出新的变版时间的具体阐述。

                          2019年11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12月1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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