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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友波:關於大盂鼎銘“三白”本出現時間的說明
在 2019/12/13 22:21:22 发布

关于大盂鼎铭三白本出现时间的说明

 

(首發)

唐友波

 

我曾在《考古学报》2015年第二期《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讨论》一文中,根据陈介祺没有获得大盂鼎铭文“精拓”本,要求吴大澂“手拓”给予的信件来往,得出早期“二白”本变版为“三白”本,“可能是光绪四年九月至五年一月”的推断(第256页)。文末的(英文)提要也明确提出“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一月”。但是此后见到的有些材料,特别是一些流传拓本的题跋等,经过甄别确认后,已经可以推翻该文的这个推论和观点,所以必须予以修正。

泰和嘉诚2011秋拍号1398“清·全形拓·大盂鼎”: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铭文“三白”,有方鼎录题名“周南公鼎”并跋:

是鼎道光初年在凤翔郡属出土,周雨樵大令摄岐山县事时得之,后归岐邑宋氏,兵燹以后完好无恙。同治癸酉年,袁筱坞阁学侍郎嘱宋氏子扛至省门,议价甚昂。潘伯寅侍郎闻而欲得之,寓书秦中,左季高伯相爰出重赀购赠焉。墨本流传,与石鼓、散盘并为瑰宝,因书释文于左。时光绪三年丁丑春三月上巳日,仪征方鼎录元仲甫识于长安寓斋。

跋述之事虽不完整、准确,但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春三月上巳日”“识于长安”,时间地点十分明确,早于前文的推论时间。大盂鼎于同治十三年(1874)十一月入京至潘祖荫手(见前文第275页),该拓本应该是大盂鼎此前留存陕西时所拓制。

嘉德2017春拍号2051“周大盂鼎全形拓”:无题名,无题跋,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无铭文,铭文拓纸右侧以及左右下角分别钤“乙亥”(光绪元年,1875)白文印、“朱室”白文印 、“八喜斋” 白文印、“快哉轩”朱文印。

与潘祖荫相关的是“乙亥”、“八喜斋”和“快哉轩”三方印。“八喜斋”和“快哉轩”是潘氏的斋名,都见于潘氏日记等,潘祖荫的印章很多,也喜欢在手迹等各种文件上钤用。苏州博物馆藏潘祖荫日记年册的前后书衣上,差不多都盖满了各色印章,前后期刻制的都有,还有干支年号章。其中光绪七年至十二年的日记,在日记页上面也钤上干支(年)和“八喜斋”、“攀古”等印。潘氏光绪元年至六年的日记未见,但是看其历年各式干支年印的风格,此“乙亥”印应该是真实无疑的。这就证明,光绪元年(乙亥,1875)潘氏铭文拓本就已是“三白”。

此外,中国书店2015春拍号902“潘祖荫藏大克鼎大盂鼎全形拓片”:其-1为大盂鼎全形拓,无题名,无题跋,铭文拓本“三白”,全形拓腹内铭文“三白”,铭文拓本右下角钤“南公鼎斋”白文印。据陈介祺潘祖荫来往信函知道,约在光绪元年(1875)正、二月间,潘祖荫就收到了陈介祺为之专门赶制的“南公鼎斋”印。所以该拓本或是潘氏得鼎后所作的第一批之一。

从以上三例可以知道,前文关于“二白”、“三白”变版时间的推论是错误的。在2017年底完稿,近期将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盂鼎拓本评析》一书中,我收入了前述一文,并结合例案分析前期的全形拓,最后一节“新见大盂鼎全形拓评析”,其中就有修正前述错误推论,包括提出新的变版时间的具体阐述。

                          201911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12月1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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