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葛」及其相關諸字*

（首發）

 

林清源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

三體石經《春秋·僖公二十九年》「」字，上博竹書（四）《采風曲目》簡1「」字，《璽彙》2263「」字，《璽彙》2264「」字，上博竹書（三）《周易》簡43「」字，上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8「」字，上列諸字的釋讀問題，曾引起學者熱烈討論，有人主張它們皆為「葛」字，也有人持不同看法。

經過本文考證的結果，所得初步結論如下：（1）石經「」字疑應隸定作「」，係由甲金文「」、「」等形解散篆體訛變而成；（2）楚簡「」字可隸定作「」，特指某種野生植物；（3）楚簡「」字與晉璽「」、「」二字，皆應隸定作「」，讀為「艾」，用作姓氏字；（4）楚簡「」字應隸定作「」，指似葛有刺的藤蔓類植物。

 

關鍵詞：葛字，三體石經，上博竹書，古璽彙編

 

一、前言

《春秋·僖公二十九年》載有人名「介葛盧」，其中的「葛」字在三體石經古文作「」形。此外，上博竹書（四）《采風曲目》簡1「」字，《璽彙》2263「」字，《璽彙》2264「」字，上博竹書（三）《周易》簡43「」字，上博竹書（五）《季庚子問於孔子》簡8「」字，也都有學者主張應釋為「葛」。上列那六個字形，其結構應當如何分析？是否皆可釋為「葛」字？其於實際辭例中如何訓讀？這些問題，學者意見不一，有必要逐一釐清。

為了方便觀察字形結構，先將上列六個字放大，表列如下：

二、釋「」

石經「」字的形體十分特異，其結構應當如何分析，學者意見頗為分歧，茲據出版時間先後，將各家說法條列如下：

（1）王國維先生：此字不知所從。[1]

（2）章炳麟先生：古銅器「屮」多變作「」，「葛」從芔、從山、從古文糸。葛，山產也。《地官·掌葛》曰：「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從，手采之也。[2]

（3）孫海波先生：《說文》「葛」字無古文，此字偏旁不知所從。《汗簡》引林罕集字古文「葛」作「」，與此相似。[3]

（4）邱德修先生：章氏說解字形，吻合本義，誠屬發明，千古不逾。唯謂「古銅器屮多變作」，則稍欠安妥。上所從「」形，象葛花實垂落形，本不從「屮」。葛為古代製作葛布的主要原料，故從古文「糸」。葛籐延綿數尺至數丈，采剝其皮時，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故從四「手」，表示二人合力取絲。《汗簡》作「」者，從「艸」實受篆文所同化，而則自簡化譌變，又自譌變，從「山」而誤作形。[4]

（5）施謝捷先生：從「屮」表意，其餘部件與兩周金文「索」字相似，然從「索」聲之字與從「曷」聲之字，古音分別歸於鐸部與月部，韻部相隔，俟考。[5]

（6）張富海先生：上端可能是「艸」的訛變，下端又增從「卉」。 [6]

（7）陳劍：用「索」、「艸」兩字會意（「索」或變作「素」），從「可為繩索之草」的角度來表示「葛」，或者說由此來「提示」人們想到「葛」。[7]

（8）趙立偉先生：石經「葛」字古文下所從的「」旁當為「曷」旁之訛，由（古璽「渴」字所從）至（《夏韻》「葛」字所從）再變作。關於上部所從的「」，邱德修認為象葛花實垂落形，古人表示植物之義可從「屮」、從「艸」、從「木」、從「竹」、從「」，諸形均可通。[8]

檢視上列諸說，可大致歸併為如下五派：第一派有王國維先生和孫海波先生，他們認為「此字不知所從」，因而未再進行構形分析。第二派有章炳麟先生和邱德修先生，他們雖然都將之判定為會意字，但對於該字結構成分的理解，彼此看法卻又不盡相同，章文分析為從 （屮）、從艸（）、從（）、從山（）、從古文糸（），邱文則分析為從（象葛花實垂落形）、從四手（）、從山（）、從古文糸（）。第三派有張富海先生和趙立偉先生，前者分析為從艸（）、從卉（）、從曷（），後者分析為從、從曷（），對於所從「曷」旁究竟是義符或聲符，兩位學者卻都語焉不詳。第四派只有施謝捷先生一人，他將此字分析為從屮（）、索聲（）的形聲字。第五派只有陳劍先生一人，他懷疑此字應分析為從索（）、從艸會意。究竟哪個說法比較合理，下文將逐一詳細評估。

由於第一派學者未做具體構形分析，這裡只好暫時置而不論。至於第二派的章炳麟先生和邱德修先生，他們都將石經「」字理解為多形符的會意結構，並逐一指明是由哪些偏旁部件所組成。這種構形分析方式，其實潛藏著很高的危險性，因為三體石經出自漢魏儒生之手，距離戰國時期已有六百年之久，所載戰國古文形體往往割裂訛變，未必全然可信。姑以此字頂端所從的「」形部件為例，曾對此表示意見的學者共有五位，章炳麟先生說是「屮」旁，張富海先生說是「艸」旁，趙立偉先生說是「表示植物之義」的偏旁，邱德修先生說是「象葛花實垂落形」，施謝捷先生說是構成「索」旁的部件，五個人就有五種說法，叫人看得眼花撩亂，感到無所適從。再以底部所從的「」形部件為例，章炳麟先生和邱德修先生說是「山」旁，張富海先生、施謝捷先生和陳劍先生都說是「屮」旁，趙立偉先生說是構成「曷」旁的部件，意見也是南轅北轍。「」字的每一個構成部件，學者幾乎都有不同的認知，無怪乎王國維先生和孫海波先生會同聲發出「此字不知所從」的感慨。「」字的結構分析，所以如此混亂，原因在於石經古文的形體不盡可信。學者倘若一時失察，根據訛變的字形立論，很容易就會誤入歧途。第二派學者所謂的從芔、從艸、從古文糸、從山、從、從四手，象葛花實垂落之形，以及對於《汗簡》「」字的構形溯源云云，恐怕都是就訛變已甚的形體立說，論證基礎不可靠，所得結論自然欠缺說服力。

其次，第三派的張富海先生和趙立偉先生，他們對於石經「」字的結構，雖然都認為應包含「曷」旁在內，但是對於「曷」旁形體的辨認，彼此見解仍有些許出入，張文認為應作「」形，趙文認為應作「」形。檢視戰國從「曷」旁諸字，晉系「謁」字作（中山王墓守丘石刻）、「歇」字作（《璽彙》1883）、「渴」字作（《璽彙》0816）等形；秦系「竭」字作（《璽彙》0182）、「楬」字作（《十鐘山房印舉》3.51）、「褐」字作（《秦漢印典》1）等形；秦漢之際，「謁」字作（睡虎地簡《為吏之道》1）、「渴」字作（馬王堆帛書《老子》乙177下）等形；《說文》古文「碣」字作形。此外，傳抄字書所見「葛」字，分別作（《汗簡》1.5）、（《古文四聲韻》5.11）、（《集篆古文韻海》5.15）、（《集篆古文韻海》5.15）、（《集篆古文韻海》5.15）等形。[9] 若以石經古文「」字，對比上列從「曷」旁諸字，其形體結構可謂天差地別，幾乎找不出足以比附之處，據此即可印證得知，石經「」字實際上並未從「曷」旁。

最後，談談第四派施謝捷先生和第五派陳劍先生的說法。關於石經「」字的結構，施文懷疑應分析為從屮（）、索聲（），但又顧及曷聲和索聲的韻部相隔，只好暫時以「俟考」作結。陳文受施文的啟發，一方面贊同將該字分析為屮、索兩個偏旁，另一方面也同意「葛」字不能從「索」得聲，為了走出困境，遂轉向設想可能是從艸、從索會意，但又苦於找不到具體證據，只好坦承「這樣講總感到也很勉強」。從他們兩位猶疑不定的口吻，即可清楚感受此一問題的複雜與困難。

先看出土資料的「索」字，西周金文作（《集成》4467師克盨）、（《集成》4286輔師簋）等形；戰國楚系文字作（包山簡2.254）、（郭店楚簡《緇衣》29）等形；傳抄資料作（《汗簡》1.6）、（《古文四聲韻》5.27）、（《古文四聲韻》5.25）、（《集篆古文韻海》5.24）、（《集篆古文韻海》5.26）等形。[10] 石經「」字所從的「」形部件，若與上列「索」字諸體相比，儘管仍有一定程度的差異，但整體結構大致還算對應。三體石經出自漢魏儒生之手，其所刊載的戰國古文形體，歷經六百年左右的傳抄翻刻，難免有些超乎常情的訛變與錯亂。[11]就整體結構的對應性來看，將「」字分析為屮、索兩個偏旁，大致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至於「」字的結構，究竟是會意字還是形聲字，仍須進一步探討確認。

陳劍先生的從屮、從索會意之說，可由《說文》所載植物類名詞加以驗證。大徐本《說文》一篇下，收錄「屮」部正文七字、重文三字，「艸」部正文四百四十五字、重文三十一字（另有十三個新附字暫時不列入），「蓐」部正文二字、重文三字，「茻」部正文四字，正文和重文合併計算，共四百九十五字。其中有下列幾個字，大徐本誤析為會意字：「每」字李孝定師認為象女子髮上加笄之形，于省吾先生認為是由「母」字添加指事符號而成的分化字；「毒」字應從小徐本作「毐聲」；「毒」字的古文作「」，徐鍇分析從「聲」，王筠、馬敘倫等學者主張從「副聲」；「莊」字及其古文「」字，李孝定師、朱德熙先生、裘錫圭先生等學者皆已辨明應從「爿聲」；「蓏」字徐灝、翟云升、馬敘倫等學者考證應從「聲」；「芝」字應從小徐本作「之聲」；「苷」字應從小徐本作「甘聲」；「蒐」字桂馥、馬敘倫等學者以為從「鬼聲」，張政烺先生以為本從「畟聲」；「」字應從小徐本作「聲」；「」字應從小徐本作「風亦聲」；「菑」字馬敘倫認為應從「聲」；「」字馬敘倫認為應從「胃聲」，待考。

扣除獨體字、形聲字與疑似會意字之後，只剩「熏」、「艸」、「苗」、「芟」、「若」、「芻」、「折」、「卉」、「莽」、「莫」、「葬」等十一個字。[12] 其中屬於植物類名詞者，有下列四個字：

艸，百卉也。

苗，艸生於田者。

卉，艸之總名也。

莽，眾艸也。

這四個字的詞義，皆為植物類通名。根據上述考察結果，可以歸納出兩項結論：其一、先秦時期採用會意結構造字的植物名詞，基本上屬於通名性質；其二、先秦時期所見植物類專名，基本上不採用會意結構造字。《說文》云：「葛，絺綌艸也。」其詞義屬於植物類專名，與「艸」、「苗」、「卉」、「莽」等植物類通名有別。由此推估，「葛」字不太可能屬於會意結構，從艸、從索會意的說法難以成立。

施謝捷先生所提出的從屮、索聲之說，最大的疑慮是在聲韻問題上。古音「索」字在心紐、鐸部，而「葛」字則在見紐、月部，這兩個字的聲母和韻母，其實都可找到若干個通用例證。譬如，春秋中期晉國郤姓的「郤」字，上博竹書（五）《姑成家父》寫作從「丯」聲的「 」，而古音「郤」字在溪紐、鐸部，「丯」字則在見紐、月部。又如，《史記·李斯列傳》：「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司馬貞《索隱》：「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而古音「矺」字在定紐、鐸部，「磔」字則在端紐、月部，這是鐸部和月部通用的例證。至於心紐與見紐的通用，同樣也可找到若干個例證。譬如，《周禮·地官·草人》：「騂剛用牛。」鄭注：「故書騂爲挈。」古音「騂」字在心紐、真部，「挈」字在溪紐、月部，而「挈」字的最初聲符「丯」字則在見紐、月部。[13]又如，《說文》：「，霰或從見。」這組或體字所從的聲符「散」與「見」，其聲母即分別隸屬於心紐與見紐。

由上述例證可知，「索」、「葛」二字的古音，透過比較迂迴曲折的方式，或許也可以產生某種聯繫。儘管如此，心紐為齒音，見紐為牙音，發音部位不同，彼此很少往來，卻是不爭的事實。至於鐸部和月部，雖然主要元音相同，按照一般音理，應當可以通轉，然而不知何種緣故，這兩個韻部確實罕見通假往來的例證。研究古音的學者，一般都主張形聲字與其聲符的語音關係，不僅要疊韻而且還要雙聲，如今「索」、「葛」二字的聲母和韻母，卻同時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閡。[14] 再者，如果「葛」字從「索」得聲之說可以成立，就表示「曷」聲與「索」聲的古音還算親密，那麼這兩個聲符在形聲字中就有互相代換的可能，而從這兩個聲符的形聲字也應有互相通假的機會，然而在傳世典籍和出土文獻中，這兩個聲符及從其得聲諸字都判然二分，未見通用往來的例證。[15] 綜合各種情況研判，「」字能否分析為從屮、索聲，進而釋為「葛」字的異體，恐須重新審慎評估。

仔細觀察前述諸說，儘管各家的具體主張南轅北轍，但他們都擁有一項共同認知：篤信「」字即為「葛」的本字。如果這項認知正確無誤，那麼在其他從「葛」旁的字中，應當有機會再次看到寫作「」形的例子。茲以性質與石經相近的《傳抄古文字編》為範圍，可找到「葛」（頁51）、「」（頁82）、「」（頁83）、「譪」（頁84）、「邋」（頁167）、「」（頁190）、「臘」（頁407）、「褐」（頁827）、「猲」（頁983）、「」（頁1135）、「擸」（頁1199）、「」（頁1320）、「轕」（頁1439）等字，這些例字所從「葛」旁的形體，皆與「」旁形體相去甚遠。[16] 再將考察的範圍擴大，包含各種傳抄資料與出土資料在內，所有從「曷」旁的字也未見代換成形的例子。再退一步設想，即令「」字確實從屮、索聲，最多也只能證明此字應釋為「」，而「」字《玉篇》僅訓作「草名」，無法證明即為「葛」字的異體。這些跡象在在顯示，「」字是否為「葛」的本字，未必是絕對不容置疑的真理。

三體石經「」字，所以會被毫不懷疑地認定為「葛」的本字，一方面是因此字出自《春秋》經，而今本《春秋》與之對應的字即為「葛」字，另一方面是因石經每個字都收錄三種書體，該字所錄的篆文與隸書都是「葛」的本字。然而，由學者對《說文》、《古文四聲韻》等書的研究成果可知，傳世字書常將假借字誤認作本字。[17] 因此，無論是就《春秋》的版本異文來說，或是就石經的一字異體來看，最多都只能確定「」字應讀作「葛」，其實還不足以確定該字即為「葛」的本字。循著假借字的思路往前探索，我們應可提出一項重要的假設：石經「」字未必即為「葛」的本字，也有可能是通讀為「葛」的音近字。[18]

典籍所見古人姓氏名字，各書用字未必一貫，稱呼同一個人，有時會用不同的通假字，此類例證屢見不鮮。譬如，《左傳·襄公四年》的「后杼」，《古本竹書紀年》作「帝宁」；《左傳·襄公六年》的「季孫宿」，《國語·魯語下》作「季孫夙」；《左傳·成公十七年》的「夷陽五」，《國語·晉語六》作「夷羊五」。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之間，同樣經常可見同名異字的情況。譬如，郭店楚簡《窮達以時》簡6的「完寺」和簡7的「白里」，傳世典籍多作「管夷吾」和「百里奚」；[19]又如，上博竹書（六）《競公瘧》簡1的「割」和「梨丘虡」，傳世典籍前者多作「裔款」、「裔」和「會譴」，後者多作「梁丘據」。[20] 由這些例證可以類推，石經「」字雖然可以讀為「葛」，而與《春秋》人名「介葛盧」的「葛」字對應，但還是無法證明即為「葛」的本字。

如果上述假設有其合理性，接著就得說明「」究竟是哪個字，筆者認為最有可能是「」字。「」字從「害」得聲，「害」字古音也在匣紐、月部；「葛」字從「曷」得聲，「曷」字古音在匣紐、月部。由於語音相近的關係，「害」聲與「曷」聲經常通用，例證不勝枚舉，所以「」字應可通讀為「葛」。甲骨文所見「」字，明確的例證只有《合集》37439的「」，該句卜辭云：「丁巳卜貞王麓往來無災王」，此例「」字用為地名，可以讀作「葛」。[21]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葛」地大約在今河南省寧陵縣北五十里，《孟子·滕文公下》：「湯居亳，與葛為鄰。」可供佐證。[22]西周金文「」字，見於井侯簋，作「」形（《集成》8.4241）。簋銘云：「王令榮內史曰：井侯服，易（賜）臣三品：州人、重人、墉（鄘）人。」此一「」字的釋讀，學者意見頗為分歧。楊樹達云：「字從茻、害聲，當讀為匄。《廣雅 ·釋詁三》：『匄，與也。』（原注：本作「予」，此從王念孫校。）……古害、匄音同，字多通作，曷與害經典通用，是其證也。……井侯服者，服通訓事，謂與井侯以職事也。」其說合理可從。[23]

石經「」字的構形，若與甲金文「」、「」字對照，前者中間所從的「」形部件，可與後二者所從茻旁下半部對應。古文字所見「」形部件，來源既多元又複雜，倘若專就「」字來說，所從「」形部件有可能是艸旁或糸旁上端的訛變。「」字所從害旁作「」、「」形，上半部那兩道橫向筆畫，如果左右斷裂，就會演變成「」形；「」形的中豎畫，如果下半段延長，與底部凵形部件相接，而後中豎畫又再斷裂，就會訛變成「」形；「」所從的「」形部件，如果由肥筆轉換成雙鉤，就會演變成「」形部件。[24]「害」字演變到「」形，即與「」字所從「」形部件相當接近了。

上述推想「」字由「」形演變為「」形的歷程，其實是受陳劍先生詮釋「葛」字由「」形演變為「」形的啟發（詳本論文第三節）。戰國文字正處於隸變最激烈的階段，當時這類解散篆體進而引起筆畫訛變的現象並不罕見。[25]雖然如此，筆者還是必須坦承，鄙說存在如下三項重大缺憾：（1）上述「害」旁裂解演變的歷程，完全出於筆者個人虛擬建構，目前尚未掌握可靠的證據；（2）對於「」字所從「」形部件，其來源是否確實為「艸」旁，目前也還欠缺堅強的證據；（3）「害」字是個常見偏旁，而目前所見其他從「害」旁的字，從未發現類似的演變歷程。在自己明知想法不夠成熟的情況下，筆者所以還敢冒昧將鄙說公諸於世，主要是因現有各種說法均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目前尚無足以令人心服口服的說法，筆者這次魯莽的拋磚之舉，其目的就是期盼美玉早日出現，大家群策群力解決這個疑難問題。

三、釋「」

上博竹書（四）《采風曲目》簡 1的「」字，原整理者馬承源先生懷疑應釋為「茦」。[26]曹建國先生據此進一步認為「茦」即是「蕀」的省文，指一種細葉有刺的蔓生草本植物。 [27] 甲骨文「朿」字作形（《乙》8697），象植物或武器的尖刺之形。[28] 戰國時期的「朿」字，楚系作（包山簡2.167）、（郭店楚簡《老子》甲 14）等形，頂端作尖刺狀的「↑」形；秦系寫法比較特殊，有時會訛作形（《璽彙》5416），頂端受該字末端形體的影響，產生自體類化現象，訛變成方向顛倒的「↓」形。 [29] 戰國各系文字所見的「朿」字，頂端從未發現作形的例子，可見「」字不能釋為「茦」或「蕀」。

《采風曲目》「」字，董珊隸定作「」或「」，讀作「蔬」。[30] 陳劍先生釋作「葛」，指一種可用來編製繩索的野生草類。面對這兩種不同見解，陳思婷先生一方面肯定董說「於字形可從」，批評陳說於字形解釋「並非明白無滯」，另一方面又幫陳說緩頰，認為「舉證詳明，亦有可能」，整體感覺似乎比較傾向董說。[31] 季旭昇先生對於這個問題，同樣表現出左右為難的態度，一方面贊同釋「葛」之說，並引《詩·唐風·葛生》：「葛生蒙楚，蘝蔓于野」，以及《詩·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漙兮」為其佐證，另一方面又認為讀「蔬」之說「仍不能完全排除」，整體感覺似乎比較傾向陳劍先生之說。 [32] 在學術研究過程中，相關資料不夠充分時，恪遵「不知蓋闕」的古訓，暫時數說並存，這種無可奈何的情況，大家應該都能諒解。儘管如此，上述兩種異說，究竟何者相對穩妥一些，或者尚有其他新說的可能，仍然值得我們深入思辨。

依據陳劍先生的理解，《采風曲目》「」字與三體石經「」字均應釋作「葛」，後者即由前者演變而成，其演變歷程可以解析如下：（1）「」字下半中間所從為糸旁，「」字正中間所從的「」為旁，而古文字糸旁與旁經常互作；（2）「」字下半所從為素旁（），「」字上半所從為索旁（），素、索二旁本為一字分化，差別只在有無廾旁而已，二者用為合體字的義符時，往往可以互相代換；（3）「」字頂部所從為艸旁，「」字底部所從為屮旁，古文字艸、屮二旁詞義相近，它們當作合體字的義符時，往往可以互相更替；（4）「」字中間所從的「」形部件，橫向筆畫可能斷裂，分為左右兩半；（5）「」形部件斷裂之後，兩側的豎筆又引長下垂，即可產生「」形部件；（6）郭店楚簡《六德》12「草茅」的「茅」字，從屮、卯聲作形，屮旁的形體和位置，均與石經「」字底部所從形體相同，可證後者也是屮旁。

就古文字構形演變規律的觀點來看，陳劍先生所述「葛」字由「」形演變為「」形的過程，每個演變步驟皆有一定的理據，值得我們加以重視。然而，即令陳文所推演的構形演變步驟可以成立，充其量只能證明「」與「」為同一個的異體。如果我們不能先確定「」必為「葛」的本字，即利用「」與「」構形相似的特點，主張此二形體皆為「葛」字的異體，恐怕就會陷入乞貸論證的危險之中。筆者在本論文第二節中，曾經提出一項大膽的假設：石經「」字未必是「葛」的本字，它可能是由甲金文「」字訛變而來。倘若筆者的質疑可以成立，「」確實不是「葛」的本字，我們就不能根據「」字證明「」字為「葛」字，當然也不能根據「」與「」構形相似的特點，反向證明「」字為「葛」字。

陳劍先生之說討論至此，接著檢視董珊先生之說。董文將「」字隸定為「」，認為此字從「素（或索）」得聲，可以音近而讀為「蔬」。楚簡「素」字作「」形（天星觀簡），「索」字作「」形（包山簡2.254），二者實為一字之分化，後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增添「廾」旁而成，藉以表示用雙手將絲線搓編成繩索。[33] 「」字下半部形體，若與上列「索」字對照，差別只在前者少了「廾」旁，卻又多出「」形部件。殷商西周時期的「」形部件，戰國時期多改作「」或「」形，諸如「帚」、「平」、「方」、「彔」、「央」、「朿」等字皆是如此。姑以「帚」字為例，殷商甲骨文從「」作「」形（《甲》866），戰國楚簡則從「」作「」形（包山簡2.173「婦」字），或從「」作「」形（郭店楚簡《六德》20「婦」字）。「帚」字所從的「」形部件，羅振玉以為「象置帚之架」，其說可從。[34] 同理類推，「索」字所從的「」形部件，大概正如陳劍先生所言，係取象於編製繩索的架子或工具之形。「廾」旁與「」形部件，二者字義雖未直接關連，卻可由不同觀點分別反映「索」字的「繩索」義。 [35] 據此推論，「」字應可隸定為「」或「」，古音「素」字在心母、魚部，「索」字在心紐、鐸部，「蔬」字在山母、魚部，三者聲近韻同關係密切，典籍也常見往來通用的例證，所以「」字讀為「蔬」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陳劍先生雖未反對董珊先生的隸定，卻質疑其訓讀有誤。陳文認為「蔬」不是野生植物，而是人工栽植的作物，若將簡文「野有」讀作「野有蔬」，將與常理相違逆。對於陳文上述質疑，季旭昇先生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蔬」其實是通名，未必僅限於園圃栽植的作物，應該也包括野生草實在內，並引《禮記·月令》鄭玄注：「草木之實為蔬食」，以及《爾雅·釋天》郭璞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做為佐證，藉此幫董珊先生之說辯護。[36] 然而，鄭玄、郭璞皆為漢晉學者，他們為《禮記》、《爾雅》作注時，有可能會以後代詞義訓解前代詞語，其說未必可以盡信，仍須找尋更為直接的證據，才能辨明陳、董二說之優劣。

「蔬」字，《說文》原書未收，僅見於徐鉉增訂的新附字，鄭珍認為是漢魏年間才出現的新造字。[37] 《東觀漢記·倪萌傳》：「（倪萌）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又《漢書·賈鄒枚路傳》顏師古注：「鮑焦怨時之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棄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蔬謂菜也。」這兩個「蔬」字，由其上下文情境研判，很可能專指野生蔬菜。不過，這類書證的時代較晚，全都出自秦代之後，可否做為先秦文獻的佐證，未必完全沒有疑慮。

「疏」字，《說文》訓為「通也」，本義即為「疏通」，引申而有「疏散」、「疏導」等義，再引申而有「稀疏」、「疏離」等義。「蔬」字古籍多作「疏」，學者或謂：「『蔬』的本義是疏通、疏理。疏通者必有條理，引申為條陳義。……用於圃，也取分理、條陳意。蔬者，菜圃中分畦藝植之菜。」。[38] 從詞源學的角度考慮，「疏」、「蔬」二字同出一源，後者是由前者引申分化而來，其本義專指人工栽植的草實。譬如，《荀子·富國》：「今是土之生五榖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國語·魯語上》：「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榖百蔬。」其中的「疏」、「蔬」二字，顯然皆指人工栽植的草實。

相對而言，「菜」則是「采」的分化字，而「采」又是「採」的初文，其本義即為「採摘」。「菜」原本是指野生可食的草實，後來概念外延逐漸擴大，約莫到了漢代，已可兼指園圃栽植的草實。[39] 此時「菜」、「蔬」二字，已經演變成為同義詞。譬如，《韓非子·外儲說右下》：「五苑之草蓍、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又如，《淮南子·主術》：「秋畜疏食」，高誘注：「菜蔬曰疏」。其中的「菜蔬」和「蔬菜」二詞，即是由兩個同義詞所構成的疊義複合詞。

由詞義發展過程來看，先秦時期的「蔬」字，很可能專指人工栽植的園蔬，後來在使用過程中，概念外延逐漸擴大，遂可兼指野生可食的草實，成為《爾雅·釋天》所言「凡草菜可食者通名」。《采風曲目》為戰國文獻，除非我們能證明先秦「蔬」字已可兼指野生草實，否則該篇曲目名〈野有〉還是不宜讀為〈野有蔬〉。由此看來，陳劍先生對董珊先生的質疑，確實能夠擊中要害，《采風曲目》「」字的訓讀問題，恐須另作考慮。

關於《采風曲目》「」字，筆者一方面贊同董珊先生將之隸定作「」，但另一方面認為只要讀如本字即可，不必費事通假讀作「蔬」。按照漢字構形學常識研判，「」字宜分析作從艸、索聲，其本義當為某種草本植物。「」字見於《玉篇》，訓作「草名」，此說應有其依據。曲目名〈野有〉的詞語結構，同於《詩經》〈野有蔓草〉、〈野有死〉等篇名，「蔓草」與「」皆為野生，據此類推可知，「」很有可能指某種野生植物。然而，比較令人感到惋惜的是，《玉篇》訓解太過簡單，「」字又未見於其他字書，以致無法詳知其特性。就論證所需的證據來看，直接將「」字釋讀為「」，儘管仍有一些缺憾，不過此說於形音義三方面均能兼顧，應是目前最值得考慮的答案。

四、釋「」與「」

「」、「」二字，見於晉系璽印，羅福頤先生釋作「」。[40] 出土古文字所見的「索」字，作「」、「」、「」、「」、「」等形，詳參本論文第二節徵引。兩相對照即知，晉璽「」、「」二字不能釋為「」。黃錫全先生主張改釋為「蘿」，主要證據為《汗簡》「羅」字作「」、「」形，與上列晉璽下半部形體相近。[41] 然而，《汗簡》是宋人傳鈔的文獻，其所保存的戰國古文，字形往往嚴重訛變，不宜充當文字構形演變的主要證據。相對來看，出土戰國文獻「羅」字多作「」形（包山簡2.83），上端所從「网」旁從未發現訛省為「冂」形的例子，所以釋「蘿」之說同樣不能成立。

晉璽「」、「」二字，張富海先生改釋作「葛」，認為它們與石經「葛」字作「」形有關。[42] 陳劍先生贊同此說，並推測「」、「」、「」三字皆由楚簡「」字演變而成，認為「形下半的頭部省略、中間部分筆畫斷裂分離而略有變化（對比石經字形中的形），即成古璽、形。」此說主要證據有兩項，一為石經「葛」字作「」形，一為楚簡「葛」字作「」形。然而，筆者前文已經證明，「」與「」應分別釋作「」與「」，如果一來，將「」、「」釋為「葛」的說法，即隨之喪失立論依據。

比較「」字與「」、「」二字，其構形特徵至少存在四項差異：（1）前者有「」形部件，後者無此部件；（2）前者有「」形部件，後者無此部件；（3）後者有「冂」形部件，前者無此部件；（4）後者有「」形部件，前者無此部件。在這種情況下，若要主張「」形可演變成「」、「」二形，就必須假設「」形部件可以省略，且「」形部件可裂解成「冂」形與「」形兩個部件。然而，上述虛擬的構形演變歷程，在已知的古文字資料中，完全找不到平行例證。[43] 「」與「」、「」三者，是否為同一個字的異體，恐怕大有疑問。因此，不論「」、「」是否為「葛」字，皆無法證明「」、「」即為「葛」字。

晉璽「」、「」二字，筆者懷疑應隸定作「」。甲骨文「艾」字，從二屮、從作「」形（《合集》31267），可以隸定作「」。甲骨文「艾」字所從「」旁，可省略上端倒三角形部件，簡化作「」、「」等形，前者橫豎二筆作銳角形，後者訛變為十字交叉狀。[44] 「」形轉向並稍加規整化，即演變成小篆的「」（乂）旁。「艾」字，傳鈔古文作「」（《集篆古文韻海》4.19），[45] 秦印作「」，[46] 馬王堆帛書作「」（《養生方》216行），銀雀山漢簡作「」（《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簡840）。這些「艾」字所從的「乂」旁，皆作二道斜筆頂端交叉形，即為甲骨文「」形寫法的孑遺。至於「」、「」二字所從「乂」旁，中間「冂」形部件有可能源自甲骨文「」形寫法，也有可能是「」形寫法頂端筆畫收縮的結果。

總之，晉璽「」、「」二字，宜隸定作「」，可分析為從糸、艾聲，所從「」形部件則為裝飾符號。[47] 《璽彙》2263「復」，《璽彙》2264「曈」，其中「」、「」二字皆為姓氏，可以讀作「艾」。《通志·氏族略》云：「艾氏，《晏子春秋》大夫艾孔之後，即《左傳》裔欸也。」

五、釋「」

上博竹書（五）「」字，見於《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8，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隸定為「萦」，並懷疑應讀為「縈」，訓作「旋」、「繞」或「紆」。[48] 牛新房先生主張逕釋為「縈」，並改讀為「營」或「」，訓為「惑」。[49] 然而，陳劍先生已經明白揭示，古文字所見「縈」字，多作「」（上博五《三德》簡14）、「」（上博五《三德》簡15）等形，上端所從為兩個「火」旁，而「」字所從卻是「艸」旁，二者構形特徵迥異，所以「」字僅能隸定作「萦」，既不能逕釋為「縈」，也不能通讀為「縈」。

陳劍先生將楚簡「」字改釋作「葛」，認為此字與晉璽「」、「」二形為異體字關係。他舉出戰國「縈」字異體為例，證明「宀」形和「冂」形部件可以互作，而且「」形部件可以當作裝飾符號，因此「葛」字可由「」、「」二形演變成「」形。陳文還以「縈」字為例，證明「」、「」和「」為異體字，其說精闢可從。但是，筆者在上一節已經證明，「」、「」應隸定作「」，所以「」也應隨之隸定作「」，不能釋為「葛」字。

《季庚子問於孔子》簡 8原釋文云：「也萦（縈），（遂）含（今）語肥也，（以）（居）邦（家）之述，曰：『君子不可 （以）不強，不強則不立。』」陳劍先生認為「也」字多用於句末，所以上引簡文應在「也」字下面斷句，「萦」字則屬下讀，並據該篇簡14「且夫今之先人」句，推論「含（今）」應為人名，而冠於其前的「萦」字則為氏稱，又謂「萦」字應釋作「葛」，簡文萦氏即為葛氏。陳劍上述各項見解均合理可從，據此即可通讀上引簡文，唯有對於「」字的釋讀部分，筆者認為應改隸定作「」，在簡文中宜讀為「艾」，同樣當作姓氏字理解。

六、釋「」

上博竹書（三）《周易》簡 43「」字，張富海先生認為與石經「」字有關，可惜未做進一步考證；[50] 其後，陳劍先生依據張文的意見，進一步主張「」字應逕釋為「葛」，其主要證據為晉璽「」、「」二字，他認為「古璽兩形下半類似『冂』的外框再省略，即成《上博（三）·周易》簡 43的形。」然而，上文已經證明「」、「」並非「葛」字，因而不得據以推論「」也為「葛」字。況且，現有古文字資料未見省略「冂」形外框的例子，無法為釋「」為「葛」之說佐證。

上博楚簡《周易》原整理者濮茅左先生，將「」字隸定為「」，並同時提供兩種不同的釋讀意見：其一、釋作「」，並引《集韻》「，《博雅》：始也，一曰艸莩甲出也。」為證；其二、讀為「葎」，並引《廣韻》：「葎，蔓草有刺。」為證。[51] 殷周時期的「率」字，多由「」旁和「」形部件共同組成，寫作「」（《合集》248正）、「」（《集成》2837大盂鼎）等形。西周金文「」字，既可作「」（《集成》10322永盂），又可作「」（《集成》9733庚壺）；燕國私璽「」字，既可作「」（《璽彙》4120），又可作「」（《璽彙》4121）。據此可知，古文字「」、「糸」二旁，形義密切相關，當作合體字的義符時，往往可以通用。楚簡「」字，由艸旁、糸旁和「」形部件組成，應可隸定作「」。

上博竹書《周易》簡 43云：「困于藟」，此句馬王堆帛書本作「困于褐纍」，今本則作「困于葛藟」。「褐」、「葛」二字同從「曷」聲，「藟」、「纍」二字同從「畾」聲，所以「褐纍」、「葛藟」的書寫形式雖異，而其所指涉的事物顯然無別。「葛」、「藟」二字皆從艸旁，依其構形特徵研判，應當都是植物名。再由上文「困于」的語意推敲，可知《周易》該句是要強調人的行動受到羈絆，所以「葛藟」最有可能是指藤蔓類植物。《詩·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可知「葛」為藤蔓類植物。《玉篇》：「藟，藟藤也。」《詩·周南·樛木》：「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孔穎達《疏》：「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周易》「困于藟」句，孔穎達《疏》亦云：「葛、藟，引蔓纏繞之草。」可知「藟」亦為藤蔓類植物。「藟」與「葛藟」具有版本異文關係，既然「葛」、「藟」皆為藤蔓類植物，則知「」必然也是藤蔓類植物，不能訓作「艸莩甲出」。[52]

「葛」字古音在見紐、月部，而「」字所從聲符「率」在山紐、物部，二者的聲母和韻母都不相近。據此可知，「」與「葛」的異文關係，並非聲韻通假所致，其形成途徑必須另作解釋。《孟子·盡心上》：「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焦循《疏》云：「率與律同」；《爾雅·釋器》：「律謂之分」，王引之《經義述聞》注云：「律讀為率」。「律」字古音在來紐、物部，與「率」字聲紐相近、韻部相同，從這兩個字得聲的字，往往可以通用。因此，「」、「葎」二字的關係，既有可能是音近通假，也有可能是一字異體。

「葎」字，《玉篇》：「似葛，有刺。」《廣韻》：「蔓草，有刺。」《集韻》：「艸名，似葛。」《本草綱目·草部》：「此草莖有細刺，善勒人膚，故名勒草，訛為葎草。」「（葎）」是有刺的蔓草，而「葛」為無刺的蔓草，二者屬於同一個詞義類聚。同一詞義類聚的詞語，往往可以構成版本異文關係。[53] 在上引《周易》例句中，「」與「葛」的異文關係，即是屬於這種類型。相對而言，有刺的「」，遠比無刺的「葛」，更能阻礙人的行動。據此推估，今本《周易》的「困于葛藟」句，原本較有可能寫作「」，後來「」字失傳，漢儒不識「」字，遂改用同一詞義類聚的「葛」字代替。

七、結語

上述「」、「」、「」、「」、「」、「」六個字，學者釋讀意見頗為分歧。經過筆者詳細考證，所得初步結論如下：（1）石經「」字或許是由甲金文「」、「」等形訛變而成，此字疑應隸定作「」，其與「葛」字的關係，可能是音近通用的假借字，也有可能是更換聲符的異體字；（2）上博楚簡「」字，宜隸定作「」，此字《玉篇》訓作「草名」，可能是指某種野生植物，在上博楚簡《采風曲目》中，讀如本字即可；（3）晉璽「」、「」二字，以及上博楚簡《季庚子問於孔子》「」字，皆應隸定作「」，在此處璽文、簡文均讀為「艾」，當作姓氏字；（4）上博楚簡《周易》「」字，應隸定作「」，讀如後世的「葎」字，專指「似葛有刺」的藤蔓類植物。總之，上列那六個古文字，均非「葛」字的異體，目前可以確信的「葛」字，其結構皆為從艸、曷聲。

 

2008年12月修訂於中興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