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楚简《保训》篇新解

——兼论“中”之含义

（首发）

倪木兰

在楚简《保训》篇中，“中”是全文关键词之一，对此字的阐释与对全文内容的理解息息相关，但目前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其中主要的看法有：

李学勤先生《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1]称：“‘中’仍是指思想观念而言。由此可见，‘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保训》全篇的中心。这对于研究儒家思想的渊源和传流，无疑有很重要的意义。”李先生认为该“中”字与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一哲学思想有密切关系。

李均明先生在《周文王遗嘱之中道观》[2]一文中说：“此‘中’指与诉讼相关的文书，史籍所见通常是最终的判决书，由于它是经过反复审议与衡量形成的，被认为是公正的，所以称做‘中’。”

子居先生在《清华简〈保训〉解析》[3]一文中将“中”通作“众”，认为是众人的意思。

李零先生在《说清华楚简<保训>篇的‘中’字》[4]一文中，详细考察了“中”的古文字字形，折中以往诸家对甲文中该字的三种理解——“旗帜说”、“圭表说”、“风向标说”，得出了“中”本义为“中国古书中所说的‘表’”这一结论，然后述及其引申义有二：表率、标准；中间、中心，并引《尚书·召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及《何尊》铭文“宅兹中国”为证。最后推断：“简文的‘中’不是一般的表，而是一根可以‘为民立极’的标杆。”在《读清华简<保训>释文》[5]一文里，李零先生续以《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等文为例以证简文“中”为“测量和标志‘地中’的实物，土圭和旗表”。虽然李零先生断“中”为“表”类实体性物质，但仍赋予了它浓厚的抽象色彩——“为民立极”。

将以上各家说法放入篇中上下文来考察，终觉或多或少有牵强之疑。

从简文“救（求）中”、“叚（假）中”“追（归）中”之用例来看，李零先生判断《保训》的“中”肯定不是思想而是实物，颇切，但李先生仍以字本义来理解全篇则有所欠安。

众所周知，“中”引申表示“中间、中心”是该字在古今文献中最常见的用法，那么此文的“中”是表示何种实体物质的中间或中心呢？实际上，李零先生所引《尚书》《史记》之文以及《何尊》铭文中所言“中土”“天下之中”“中国”与简文的“中”含义已经相当接近，前者的“中土”“中国”是狭义的“天下之中”，特指洛邑，而后者盖指广义的“中土”“中国”“中原”“天下之中”，大致范围乃中原的伊洛地区。

如果从这一解释出发来理解简文则全篇文意可怡然理顺。

释文[6]云：“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新释：“昔舜旧（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诣，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迺易位迩诣，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逆？）。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兹）备（服）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

“历丘”，李零先生认为从字形来看仍应为“历茅”，不管是言“历山”[7]或“历丘”、“历茅”，总之，舜作“小人”时所处为远离“中”的偏僻荒鄙之地则无疑，故言“恐求中自稽”。“稽”，简文原字作“诣”，释文假为“稽”，应如本字读，“诣”有至某地之义[8]，此所诣之地即“中”，“求中自诣”即是“求取中地以便使己身处有”之义。因“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此句与下文文意相连，“。”应为“，”，从该句可推想舜“恐求中自诣”所“恐”的大约是庶万姓的反对）厥有施于上下远迩”，故舜“迺易位迩稽”。“易位迩稽”之“迩”，李零先生读为“设”，该字与前句“远迩”之“迩”字形稍有不同，实为一字之异体，仍应依释文读作“迩”，二“迩”字义均为“近”；此“稽”字亦应与“自稽”之“稽”同还原作“诣”解。“易位迩诣”，言舜自偏远之位改至迩近之地以处，此“迩”亦是从“中”位之角度相较而言。《史记·五帝本纪》：“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集解》：“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正义》：“《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案濮州北临漯，大川也。河在尧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贡‘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处也。”此“南河之南”或即文王所言舜“迩诣”之地欤？古人记史，一个具体的地点一般只有作为都城才可能被载入史册（如果当时已经有文字的话，如果是口耳相传，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是只有少数重大之地才能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如果此推论成立的话，“帝尧嘉之，用受厥绪”，则史公所言舜的“迩诣”在尧崩之后则不能成立。

在“迩近”之地，舜亦贤能有厥功，“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李零先生疑读“逆”）”。李零先生受该处“测阴阳”所扰而更加确信“中”为测量阴阳之物。其实一族迁居异处，测阴阳为其确定新居的必要准备工作。《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公刘率领族人迁豳，在安居之前他要“相阴阳”“观流泉”“度隰原”“度夕阳”才能规划好具体的处所。据简文文王之言可知，舜由“历茅”而“迩诣近处”，他也进行了同样的准备工作。

舜由远而近，终而得居于“中”。可贵的是得“中”之后，“言不变实易名”，也就是说舜虽已有中土，却仍然驯恭帝尧、未擅作主，不把功劳归之于己而凌驾于帝尧之上，故“帝尧嘉之，用受厥绪”，舜以“中”土而终有天下，《五帝本纪》言：“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此处“践天子之位”之“中国”与简文“既得中……用受厥绪”之“中”若合符节。

《史记·五帝本纪》言“舜耕历山”、“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与简文言“亲耕于历茅”、“迺易位迩诣”、“既得中……用受厥绪”恰好形成了遥相呼应的联系。由此也可推知，舜曾都于河洛之地而治理中原。

简文此节文王以舜“翼翼不懈”、由远至迩诣“中”而终有天下为譬以警武王“钦哉勿淫”、“有施六合”、“不变名实”以便“中土受命”。

释文云：“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唐，祇备不懈，用受大命。”

新释：“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馈）中于河。微寺（持）弗忘（荒、亡），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祇备（服）不懈，用受大命。”

殷先公王亥、上甲微与有易、河伯之间的故事又见于《山海经·大荒东经》、《古本竹书纪年》、《楚辞》、《周易》等书[9]。《保训》篇此处又提及其中三者，可见此故事自古相传。

“假中于河，以复有易”，言“微”曾向河伯借“中”土为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而最终能够向有易报仇雪恨。

在复仇之战中，“微”受天保佑、未殒厥身，于是乃“归中于河”，此处“归”简文作“追”，“追”“歸”声符相同可通，而“歸”“馈”通假为文献常例。微“馈中于河”，非言微将“中”土馈赠给河伯，而是指微从河伯处受赠“中”。此为古汉语的一种特殊表达法，如《礼记·曲礼上》：“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长者赐”，“赐”这一动作的施事者为“长者”，受事者为“少者”“贱者”。“赐果于君前”，非言赏赐果品给国君，而是指从国君处受赐，此句省略了主语，也即省略了受事者。“赐果于君”、“归中于河”，句式用法正同。在铭文中也不乏此例，如《厚趠方鼎》[10]：“惟王来格于成周年，厚趠有于祭公，趠用乍厥文考父辛宝尊齍。”，一般读作“归”，通“馈”，从字形来看，从从人从贝，西周金文“追”字常从，追归声符同为，可通，故追馈亦可通用，字造字本义盖即某人赏（受）赐贝于某人，或即“馈”初文欤？“有馈于祭公”与“赐果于君”“归中于河”句式亦同，厚趠乃受赠者，是受事对象而非施事者。该条铭文仍是一普通的赏赐铭文，厚趠因受到祭公赏赐而制作了此件青铜器。

简文中“追”读为“馈”也可从后句“微志弗忘”得证。

“志”，沈培先生认为该字形下部非从心而是从又，故隶定为“寺”，通作“持”[11]。细审字形，应以沈先生之说为是。

“忘”，《经籍纂诂》：“忘，亡也。”亡忘荒皆从亡得声，可通。《蔡侯申钟》：“余虽末小子，余非敢宁忘。”“忘”通“荒”，“宁忘”即言“荒宁”。又《尚书·微子》：“天毒降灾荒殷邦。”《史记·宋微子世家》作“天笃下菑亡殷国。”《中山王大鼎》：“而其邦。”《中山王方壶》：“故邦身死。”可见“亡邦”亦可作“荒邦”、“ 邦”。“微持弗忘”，“忘”通“亡”或“荒”于文意均可通。通“亡”可解为“亡土”；通“荒”则可解为“荒宁”，“弗忘”即《无逸》言“不敢荒宁”。舜和微是文王在这篇遗嘱中的两位主要举例对象，文中一遍遍地告诫武王“钦敬勿淫”“祗之哉”“敬哉勿淫”，因此，笔者以为此处“忘”释为“荒宁”之“荒”可能更符合文王的原意。然“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荒宁”和“亡邦”本来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段简文言“微”受馈于河伯而长久地持有“中”地，不敢懈怠荒宁而亡“中”，故得传之于子孙后代，以至于成汤。

成汤据有“中”故能“受大命”。古文字中“大”“天”或无别。“受大命”即“受天命”，也就是说成就了“殷革夏命”之大业。

由简文可知，从上甲微开始，殷商一族乃有“中土”，居族生民，以至于汤。《史记·殷本纪》：“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如依简文“微持弗荒，传贻子孙，至于成汤”，则“从先王居”盖“从上甲居”，古书言契不称“王”，如果要给“契”加称号的话只可能用“帝”或“后”。成汤所都为“西亳”，经考古证实位于今之河南偃师。文王所言“传贻子孙，至于成汤”是笼统言之，实际上从上甲微至成汤，商民族仍然“不常厥邑”，成汤都西亳也是在灭夏之后由旧都“亳”（位于今山东曹县境）而西迁至“中”，偃师处于洛水与黄河的交汇之处，是交通要据，也即伊洛之境内，可见“中”不仅可专指“洛邑”，还可包括偃师一带在内。

舜以卑处远而翼翼不懈，渐居中土，终有天下。微以寄人篱下之身而至持有中土，弗敢荒宁。成汤得传，又敬事不怠，故以“中”而受天命。与之相对照，文王本来远处周原，后“迩诣”都“丰”，进而伐崇，可谓获有了伊洛之“中土”，此时离克商“受天命”仅剩一步之遥，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假武王之手来完成这最后一步。文王以此二例为譬，其志昭然，乃遗言武王，依前之鉴，敬勿淫逸，奋发图强，以西鄙小邦周，敦伐大商，据中土而受天命，奄有天下。

文王以此般关系周族发展的宏图大略重托于武王，故诫之又诫。

释文云：“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轻！日不足，惟宿不详。”

新释：“朕闻兹不旧（久）命未有所延。今汝祇备（服）毋懈，其有所由（遊？犹？）矣（疑？），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

李零先生译作：“我已经知道，我是活不长了，多余的生命已经一点儿没有。现在，你可要兢兢业业，千万不可懈怠，一切照规矩办事。你不能当面受此‘大命’，一定要恭敬从命，不可贪图安逸享受。白天太短，夜晚也不长，[你要努力呀]！”李零先生把这段简文中的两个“命”字分别作“寿命”、“特指‘保训’”解。

揆之《尚书》，除用作“命令”外，言“命”多用作“天命、运数”，作“寿命”解者几希。如《尚书·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大诰》：“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嗣若功。”简文中三次提到“命”，实应均作“天命”解。“未有所延”即《召诰》所曰“不其延”。“朕闻兹不旧命未有所延”,至殷末时商内部已有许多有识之士预感殷命不长，亡国丧邦在即，于是纷纷出奔至周，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在世时就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人归周。从上所引《尚书·西伯戡黎》句亦可知还有人用龟占卜出殷之天命不吉。故文王说“我闻知殷之天命不长久，不会再延长了”，诚然。[12]

既然殷命不久，而文王自己“疾甚允病”，故其把“讫殷祀”而“受天命”的希望寄托在武王身上。但他为何又说“不及尔身受大命”呢？这只有联系前两句来看。“今汝祗备毋懈”，还是勉励武王敬勤政事，如按此句文意而下，则应该说“将及尔身受大命”了。可见，“其有所由矣”是从反面再诫之，则此处“由矣”必为一贬义词。《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疑，从矣。子为叠加音符，六国文字矣与秦国文字疑乃一字之分化。”[13]“由”与“犹”同为喻母幽部字，可通，“遊”亦属幽部，“遊”、“由”亦可通用。《说文通训定声·孚部》：“遊，假借为由。”[14]“其”在甲骨文中常用作表示揣测的语气词，在此处可作“如果”来理解。“其有所由矣”，盖言如果（武王）不敬服翼翼而有所迟疑拖延或遊逸的话，就也会等不到天命降临了。此处“受大命”与前面所说汤的“受大命”辞同意同。“今汝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此处“。”应为“，”）不及尔身受大命”，一正说一反说，文王最后又不厌其烦地再次嘱咐：“敬哉，勿淫！日不足，惟宿不详。”希望武王要珍惜光阴，夙夜匪懈于政事。

汤作为受天命的开国之君，成就高出于微，故广受商裔歌颂，从《诗经·商颂》可窥见一斑。如《那》：“汤孙奏假”、“汤孙之将”。《烈祖》：“顾予烝尝，汤孙之将。”《玄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王孙子。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长发》：“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殷武》：“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商之颂共五篇，上甲微不见提及一字，而汤则每篇均见，商之后人自称是“汤孙”，可见，在商族人眼中，汤的历史功绩比上甲微要大很多，如果要树立榜样的话，汤应该是首选人物。但文王在此却重点谈论微而非汤，其实个中自有深意。据《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概引《古本竹书纪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上甲微的父亲王亥为有易氏所杀，故文王用了一个“复”字，说明微和有易的战争是复仇之役。《古本竹书纪年》：“文丁杀季历。”《史记·龟策列传》称纣“杀太子历，囚文王昌。”“纣”为“文丁”之误，“太子”二字当为“季”字之讹。[15]文王的父亲季历正是为商时王纣之祖父文丁所害，所以文王欲入主中原不仅是为受大命，同时也恰是为了报杀父之仇，这就是文王对上甲微的事迹特别强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中”释为广义的“中土”或“中国”，则全文文意无所扞格，畅然若水之就下。

对于部族或邦国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无非土地和民人。文王作为一位奋发有为、雄才大略的邦族领导人，苦心经营西土多年，眼看抱负实现在即，然只恨天不假年，从文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钦敬勿淫”之语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文王内心“长使英雄泪满襟”的遗憾与对嗣子的殷殷厚望。因此，文王在遗训中将其有关邦族发展的宏伟蓝图交待给武王最是情理中事。另外，有关尧舜、商汤、文王、武王的传说或故事典籍记载颇繁，从来都不提及他们测量土地阴阳所使用的工具这一细节，很难想象，在传保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发表重要讲话却一再强调它。

综观文王所言，他对继承人的素养要求有二：一、政治领导才能——有施上下、协和万姓；二、个人品德修养——勤谨、惜时。这可能就是篇中所言“德”之含义吧。

作为一位志存高远、有强烈历史使命感的领导者，文王将其受之于先辈又花费大半辈子心血于其上的基业选择合适的传承人，可想而知必慎之又慎。众所周知，文王多子，而武王非长，能为文王所睐则必有其因。武王的作为证实了文王所选不误，武王正是谨遵遗嘱而行事。

《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太公、周公、召公、毕公等均为文王旧臣，而武王继以为辅，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想而知，他定是按照文王已确定的谋略而从事，可谓“不易实”；“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行事仍以文王旗号，可谓是“不变名”。而牧野之战正是“复有商”而使“有商服厥罪”，于是武王终于据中土而受大命，了结了文王毕生的心愿。文王经营西土之时，相对于“大邑商”而言，周仍是“小邦”，克商的时机尚未成熟，“恐求中自诣”，只能“易位迩诣”，由周原迁都于丰。武王时继续有计划地“迩诣”，迁都于镐[16]，但镐仍非“中”，故克商后与周公“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也就是说有了定都洛邑的规划，诚如周公所言洛邑乃真正的“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只是此时周公所言的“中”已是特指洛邑这一地点而非泛指伊洛地区。简文中舜所得与微所受并传汤的“中”则明非仅指洛邑。武王克殷后对同异姓诸侯大加分封，可谓是“不违庶万姓之多欲”而“有施于上下远迩”，而其“祗服不懈”、夜以继日、勤于政事，终至心力交瘁，克殷二年即崩。

可见，简文的“中”绝非一个哲学思想概念，“易实变名”之“名实”也与战国时的“名实之辨”相差较远，而“测阴阳”之阴阳与“五行阴阳”学说也有一定距离。由此类比，简文云舜“用作三降之德”很可能也非战国时所言“天地人”之“三德”。如果将舜与微的故事相对照来看，舜“用作三降之德”可以与微“传贻子孙”相对应，可能说的仍是他们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作”有“始”、“兴”之义。“三降”盖“三代以降”的简称，如同“中土”简称为“中”。《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此大约是其前人的一种普遍的看法，而自舜而降，禹夏、有商，总共正好三代。而虞、夏、商的后裔，也被合称“三恪”。

整篇文辞风格与《周书》等西周文献类似，我以为该简文恐非战国时的拟作，可能还是属于周初的原始文献，只是经过了史官的整理修订，又辗转抄录至战国时才呈现为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风貌。

                                    修改于09年11月1日